今年6月底，第二十八屆世界遺產大會將在中國蘇州舉辦，春風吹來，我國各地原已高漲的“申遺”熱情再上“新高”：時至今日，我國的遺產總數(shù)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除已有29處世界遺產外，另外100多個項目正著急地等候在門檻外。在為今日之氣候歡欣鼓舞之際，有4位老先生功不可沒，他們就是侯仁之、陽涵熙、鄭孝燮和羅哲文。

　　時間已過去近20年，在年近九旬的著名文物專家鄭孝燮的敘述里，中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歷程依舊清晰可辨。鑒于戰(zhàn)爭災難特別是二戰(zhàn)的破壞及戰(zhàn)后工程建設時無視遺產的保護，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建立聯(lián)手保護同盟。但由于臺灣問題的阻隔，中國當時與國際社會的溝通不暢，被排除在《公約》之外。直到1984年，時任北大教授的侯仁之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時得悉此事，很受震動。在第二年也即1985年召開的第六屆全國政協(xié)會議上，侯仁之邀約陽涵熙、鄭孝燮、羅哲文，就中國是否參加《公約》一事專門起草提案。1985年4月，該提案送達全國人大，引起高度重視，于當年11月批準我國參加《公約》。1987年，中國正式加入《公約》，1991年10月當選為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同樣是1991年，包括北京周口店遺址、長城在內的6個項目成為我國第一批世界遺產。

　　世界遺產穿越歲月的淘洗，見證了人類文明延續(xù)和進步的自然歷史，也見證了人類為延續(xù)文明和維護進步而努力的歷史。“歷史是民族的根，文化是民族的靈魂，任何先進文化都不可隔絕歷史。沒有脫離時間背景的空間，不管城市也好，村莊也好，這個時間背景就是人類走過的歷史。”鄭孝燮說，“對歷史文化遺產，不能全部拋棄，應一分為三，即必須批判，經過批判擇優(yōu)資用，完全可用。”家庭影響和個人志趣，使鄭孝燮從小養(yǎng)成濃厚的歷史文化情結，并直接導致他的學術研究方向的調整。1976年以來，鄭孝燮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城市歷史和文物保護的調查研究工作中來，在歷史文化名城和文物的研究、開發(fā)和保護上，做了大量工作，起到重要作用。

　　世界遺產是人類共同遺產，他說“申遺”如同“申奧”，要充分認識其文化屬性。具體到我國世界遺產保護現(xiàn)狀，鄭孝燮認為總的來說是好的，個別地方很差，需要重視。

　　“我去過大峽谷，沒有大吃大喝，服務房很簡便。加拿大魁北克古城，為了保持古色古香，堅決拒絕麥當勞特色建筑出現(xiàn)。這些好的經驗可以借鑒。”針對個別地方政府多頭管理的現(xiàn)狀，他建議可大大加強聯(lián)合國駐我國教科文組織的力量，在該組織下成立強有力的世界遺產專家咨詢委員會，讓世界遺產能夠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集中把關。“學術研究應結合實際，可以把分散力量組織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