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古代日本審美意識的影響

　　在日本古代史上，外來文化對日本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其中最明顯的就是來自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的佛教和儒學。公元前490－480年間，佛陀圓寂，此后大約五百年，佛教傳入中國（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又過了五百年，大約在公元六世紀的時候，經過中國文化影響、改造的佛教和儒學等中國文化經百濟傳入日本，對日本人的審美意識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這時候的日本還處在文明初蒙的古墳時代，生產力還比較落后，文化也不發達。日本社會意識還處在原始泛神信仰和自然崇拜的狀態下，其宗教、政治、道德、哲學等文化形態還沒有分化，也沒有形成獨立而完整的體系；本土的宗教還沒有脫離巫術范疇，缺乏神學理論；更沒有經歷中國和古代希臘、羅馬那樣的理性思維的階段，因此還沒有形成系統而獨立的思想理論。正是由于這種理性思維的空缺，外來文化，尤其是佛教這樣的宗教文化對日本人的社會意識形成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有著深刻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

　　另外，魏晉南北朝的中國正處于兩漢經學崩潰，儒學影響力式微的時代。由于兵戈四起的亂世，人民生活朝不保夕，傳統的價值倫理觀念遭到全面顛覆。道家超然于世、狂放不羈、追求隱逸和個人精神世界自由的觀念和佛教消極厭世、向往彼岸凈土的思想一時都很有市場。因此當時儒學所主張的“諷喻教化”的藝術主張已經越發成為空洞的口號，人們更多的是傾向于“詩緣情而綺靡，詩賦欲麗”（陸機《文賦》），追求純粹的藝術表現技巧，抒發個人情懷，吟詠山水，表達對純粹美的追求。因此通過朝鮮半島直接或間接的傳入日本就是這種風氣下的中國美學理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民族性格中卻缺少“仁”的概念，缺乏善惡觀，在日本人的社會心理之中，羞恥感比道德感更為重要，“日本人所劃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惡的世界’。”（本尼迪克特《菊與刀》）。所以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因此日本人雖然接受了很多儒學的世界觀，但日本美學的觀念里卻缺乏儒家美學的核心觀念--社會倫理的教化作用，或者說僅僅是存在于形式上的一種口號。儒家以通過藝術形式來實現“教化諷喻”的社會功用的主張在日本藝術觀念中并不占主流位置，雖然也有菅原道真這樣主張“吟詠性情，以諷其上”的儒者，占其作品主流的還是“吟詠性情”“緣情而綺靡”等追求純粹美的創作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