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江蘇省常州市對外公布了其市區內第一批歷史建筑物名單，共33處。這批建筑物的名單是為進一步加強對歷史建筑的保護，繼承優秀歷史文化遺產，在對市區歷史建筑普查的基礎上，經專家綜合評估和社會公示后確定下來的。這批歷史古建筑的公布不能不提一個重要法規依據??2008年頒布實施的針對建筑類文物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 

　　文物保護法明確規定了文物的范圍：包括可移動的和不可移動的一切歷史文化遺存，在年代上不僅限于古代，而且包括了近、現代，直到當代。正是因為種類繁多，年代不一，文物保護出現了許多難點。其中之一就是文物法律體系雖初步建立，但缺乏操作性強的各類細則，保護中法律功效略顯薄弱。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文物保護領域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這給文物保護提出了更加嚴格和精細的要求，法制建設腳步的緩慢和文物保護的迫切需要這一對矛盾尤為突出。近年來，無論是國家文物部門，還是文物專家都在關注這一問題，大家達成一種共識，那就是文物保護需要加快法律法規“專屬化”的腳步，分門別類，區別對待，才能更好的保護屬于中華民族的這些“瑰寶”。 

　　大運河保護辦法正在起草 

　　《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出臺的背景，就是隨著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各地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建設與保護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地方過度開發和不合理利用，許多重要歷史文化遺產正在消失，傳統格局和歷史風貌遭到嚴重破壞。一些地方重開發、輕保護，不注重保護真實的歷史遺存，新建“假古董”，造成許多歷史建筑被損毀。 

　　如何保護好老祖宗留下來的“老房子”是許多文物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北京市文物局一位負責城市古建筑保護工作的張姓工作人員向記者感嘆說，過去是只能重視，苦于沒有“尚方寶劍”。而去年7月1日起施行的這個條例恰如“及時雨”。 

　　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文物專家謝辰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實際是對文物保護從認識到實踐不斷完善的一個佐證。 

　　“最初文物保護就是指一件件東西，后來由可移動到不可移動的文物進行保護，還是在保護東西的范疇。再后來認識到光搞一個點不行，還要搞物與物本身相關的環境，這就是又一個發展，從點擴大了。到了歷史文化名城不僅僅是一個點，而且包括線，包括面。”謝老說：“所以這種認識催生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定和出臺。” 

　　“制定長城保護條例的呼聲也有多年。”國家文物局副局長董明康說：“生態環境的侵蝕，加之人為因素的破壞，隨意性的工程建設、旅游開發和農耕生產等不規范行為，進一步加重了長城的損壞程度。我們迫切需要在法律層面上把人們的認識和行為引導到保護長城上來。” 

　　2006年12月1日開始實施的《長城保護條例》，是我國第一次針對單體文物出臺的專項保護法規。記者近日從國家文物局獲悉，他們正在著手起草《大運河保護管理辦法》，單體文物的保護開始逐步走入法制化軌道。 

　　博物館條例草案稿已上報 

　　歷史名城、長城不管怎么說，已經擁有了這份“法律幸福”，而在我國，還有許多種文物類別的立法工作存在著瑕疵。要么是“無法可依”，要么是“有法過時難依”。 

　　從某種角度來說，了解一個地方的過去和現在是從博物館開始的。一座博物館就是一部物化的發展史，人們通過文物與歷史對話，穿過時空的阻隔，俯瞰歷史的風風雨雨。而就是這樣一個能起到“維系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精神紐帶”的重要方面，卻沒有一部專門的法律保護，只有一部管理辦法。 

　　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曾分析說：“我國博物館事業在前進中還有一些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這些主要問題是：定位不清，保護管理情況混亂；社會化水平低、辦館主體單一；地區發展不平衡，品類發展不平衡；博物館藏品來源匱乏；藏品建賬、分級、建檔和備案管理工作滯后等。”他說，當前博物館立法的滯后已經嚴重制約了我國博物館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因此，盡快制定博物館條例，加強規范管理和引導扶持，已經成為我國當前博物館工作中一項迫切任務。 

　　國家文物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何戍中在接受采訪時坦率地指出，博物館作為重要的社會服務機構，長期以來對其法律地位并未進行明確的定性，這給博物館的管理和運行帶來了很多麻煩：博物館的權利和義務到底是什么？它怎樣合法設立？關閉時又應該怎么辦？這些問題的解決都亟待制定高層次的法規。可喜的是，去年博物館條例草案稿已上報國務院，并向社會征求意見，相信條例出臺的日子不遠了。 

　　水下文物保護法規待完善 

　　“南海一號”出水曾在2007年歲末占據了媒體的重要版面，與此同時水下文物這個平日里并沒有多少人關注的文物點出現在了公眾視線中。但是，我國目前水下文物并未能因公眾注意少而“安睡”。在巨額利潤的驅動下，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沉船打撈的隊伍，利用各種手段在各個海域搜尋那些可能滿載寶物的沉船。在中國海床上靜躺了千百年的眾多珍寶，如今正通過一條條隱蔽的商業通道四散、流失。 

　　謝辰生介紹，現在對打撈海底文物有約束的國際法規是1982年制定的《聯合國海洋公約》，但公約中提出的條文大多概念含混不清，缺乏可操作性，來源國難以真正依此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利。而我國相關文物法對于海底文物遺產的規定也不盡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只是籠統地規定了只要是位于中國領海內的遺產，都應屬于中國所有；而對于中國領海外的其他海域、可以確認為起源于中國的文物，僅僅規定了辨認的權利，顯然不利于我國文物所有權的保護。此外，對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這兩個具有特殊地位的區域內海洋文化遺產的歸屬，條例中也沒有作出任何的相關規定。這就使一些違法盜撈、搶撈的商業公司，更加有恃無恐。尤其讓國人感到憤慨的是，在現已出水的這些大量沉船中，不僅很多是中國沉船，滿載的是中國珍寶，而且出水地點極有可能就在中國海域。該條例需要修改和完善的現狀不言而喻。 

　　文物如何得以有效保護的問題關系子孫后代，不容忽視。有文物專家指出，雖然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的文物保護法律體系已基本上形成了縱向的法律層次，但是，作為文物保護的法律體系來說，僅有層次是不夠的，應該考慮每個層次中的橫向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在文物保護法中規定的較原則的東西，到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的層次中給予細化，實現較強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