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筆者隨著名環保人士汪永晨去“江河十年行”。行程中，一位專家忽然談到“生物多樣性”這個詞，記得她說這個詞不知道是誰翻譯的，不是特別好理解。筆者以為，這個世界上，如果天然生態系統是完整的、健康的，那么這片土地的生物多樣性一定是豐富的，一定是可持續的。

　　2009年4月，有幸與“野生動植物保護國際”的中國代表羅楊同席進餐，由于筆者寫過《沒有大樹的國家》，對中國的森林質量下降很是擔憂，我們談到天然森林生態系統的保護問題。羅楊與我爭論說，天然林本身也是有成熟度的，完全天然的森林系統未必與生物多樣性劃等號。從純粹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來說，倒是“剛剛發育不久的天然生態系統”，可能生物多樣性最豐富。飯后得出結論，如果光追求生物多樣性，那么未必越天然越好。但如果追求生態系統的健康性和自主性，那么，天然生態系統應當是最受保護的。

　　每每涉及保護生物學，第一句遭遇的總是很強硬的抵抗：“我們要發展經濟，就肯定要破壞自然。”說話者對談保護的人充滿輕蔑，甚至懷疑慷慨談保護的人是妄想保護貧窮，是“率先富起來之后不肯讓其他人富起來”。于是搞得談保護的人滿懷委屈，于是大家就一起使勁想，也許我們可以發明一種辦法，既能保護當地的生物多樣性，又能讓當地人發家致富。

　　從污染治理的角度來說，就是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用今年國際生物多樣性年的主題來說，就是讓生物多樣性能夠幫助減少人類的貧困。如果說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是難為了那些企業家和政府管理人員的話，那么讓生物多樣性為人類扶貧服務，多少就有點難為大自然本身了。

　　中國未來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可行之路在哪里？按照北京大學保護生物學教授呂植的觀點，要保護自然，首先當然是要研究自然。所有的生物應當都在自然界，自然界的自然是自然，人類干預后的自然界也可以姑且算為自然。要想保護生物多樣性，最簡單的道理，就是要知道自然界里有些什么。

　　呂植教授過去研究大熊貓多年，現在開始研究雪豹，研究普氏原羚。現在有大量的人，不知道這些物種的真實處境。說起來，中國的科學家不少，但是生活在中國的絕大部分物種，并沒有科學家去做研究。呂植和她的團隊選擇了這些龐然大物作為研究目標，一是為了保持科學的定力，讓自己的目標清晰而堅韌，二也不小心證明了中國科學界的尷尬事實：如此巨大的物種都少有人研究，更談不上那些小型獸類、昆蟲、微生物、林中雜草了。

　　呂植說，現在是公民社會時代，是主動求知時代，是博物學時代，光科學家去研究物種，然后通過科學家的論文或者演講把其知識“科普”給公眾，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的時代是所有人都可以研究身邊自然的時代。在青海曲麻萊縣的措池村，村民最喜歡做的事就是邊放牧邊巡護，邊監測當地野牦牛、雪豹、巖羊、旱獺的變化，同時監測高山雪線的變化，監測草原上水流的變化，監測草原上物候的變化。有這“協議保護”作為根據，當地人很容易就能夠阻擋外來人口進來破壞草原生態系統，傷害草原的生物多樣性。

　　然而這些還是不夠，現在國際上最流行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理論是“從綠到金”，是當地人保護當地社區環境，是開放式保護，是建立社會保護地。

　　在中國，特別是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形成了特有的自然保護傳統，也就形成了眾多的事實上的社區保護地。例如，已經被社會關注的藏族“神山圣湖”，傣族“龍山”和彝族的“神樹林”等。社區保護地不單純以“自然保護”為目的，而是以當地社區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為基礎，來實現社區從保護中受益的目的。社區可以通過野生菌、竹筍、藤條等非木材林產品的采集，通過生態服務市場獲得經濟收入。

　　可以預見，隨著森林碳匯產業的發展，隨著“社會參與林業”思想的推進，隨著國家生態補償項目的實施，隨著志愿性碳市場的開發，社區保護地將有可能成為那些愿意保護天然生態系統的區域最新的發展機會，當地社區將從保護中受益。

    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是指地球上生命形式和生命進程的多樣性，包括所有的生物，即動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它們所擁有的基因和生存環境。生物多樣性包含三個層次：物種多樣性、遺傳基因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它是地球上生命經過幾十億年演化的結果，也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