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一些地方，喊出了大力發展本地汽車工業的口號，視汽車產銷為拉動地方經濟的支柱之一。另一個事實是，多數地方政府不愿預留更多的土地作將來的道路資源，匆匆忙忙派上其他用場為財政創收。這種局面下，地方的利益或許實現了最大化，可是卻是以犧牲整體公共利益為代價的。

　　近日一則消息，令國人不知是喜是憂：我國汽車年產銷有望超過1700萬輛，蟬聯全球最大新車市場的位置，超過美國。

　　而光明日報11日恰好刊發報道《大城市陷“堵局” 新規劃如何不犯老錯誤》，對交通擁堵問題進行破解。其編者按說：如何規劃明天的城市和交通，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考題。而科學的城市規劃、合理的功能布局，無疑是破解交通擁堵問題的最關鍵一環。

　　這話看似沒有什么新意，如果和汽車產銷新聞聯系起來反思，卻十分發人深省：我們看到了“堵局”的問題，但是我們的解決之道卻是雜亂無章，而雜亂無章的根源則是規劃的失序與矛盾。

　　說起來，國內大城市屢陷擁堵困局，已不是新聞。北京堵得不堪，南京也時不時讓人身堵心也堵。今年以來快報即有多篇報道對堵城困局進行追蹤、分析。

　　問題是，我們現在的所謂解決之道，往往是“就交通而交通”，無論是引起廣泛爭議的“擁堵費”、“進城費”，還是一本正經地探討“限購”、“限行”，即使充滿著改變現狀的熱情，有的還帶有“國際眼光”，但是總的來說，由于對其他相關規劃缺乏協調或呼應，到頭來還是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窠臼。

　　須知，擁堵困局的出現，絕不是單單患了“交通病”，病根還涉及到諸多方面，比如說城市的功能布局問題、公共資源的分配問題，還有經濟發展模式問題，如果只是視“交通手術刀”為解決核心問題的不二法門，那不是盲目嗎？自2000年以來，我國城市道路與公共交通投資累計超過2萬億元，但仍無法遏制城市交通擁堵的蔓延，就是例證。

　　破解大城市的堵局，當然要靠解決具體交通問題的戰術手段，但更要靠戰略。這個戰略就是實行統一的、科學的規劃，不僅要規劃好交通布局，更要好好地規劃城市發展總體布局。現在，不少城市有一種“貪大病”，完全不考慮城市的承載能力，一味“放馬畫圈”，盲目加大土地開發力度，壓縮城市公地，大力推進汽車消費，使城市陷入亂局。

　　有道是“交通問題不僅是交通規劃的問題，更是城市總體規劃布局以及城市公共資源到底為誰服務的問題”，然而，很多城市在規劃上有一種“過家家”的可笑和傻氣，有的連總體規劃都談不上，其規劃就像“六月天娃娃臉”，說變就變。

　　我們什么時候能有一兩百年都不被顛覆的規劃呢？

　　可怕的是，城市在規劃問題上缺乏檢討精神，在亂規劃的問題上表現出反常的熱情。

　　現在一些地方，喊出了大力發展本地汽車工業的口號，視汽車產銷為拉動地方經濟的支柱之一。另一個事實是，多數地方政府不愿預留更多的土地作將來的道路資源，匆匆忙忙派上其他用場為財政創收。在這種局面下，地方的利益或許實現了最大化，可是卻是以犧牲整體公共利益為代價的。這就是發展規劃上的誤區。

　　地方領導熱衷按照自己的思路亂規劃，或者缺乏統籌進行總體規劃的意識，往往受到了攤大地方“GDP面餅”的慫恿。這就需要我們從體制上、法律上，管住地方領導不受控制的“任期規劃欲”。

　　其一，徹底治愈“一屆領導一張規劃”的重癥。城市應有民主規劃的制度支持，必須吸收專家和百姓意見，不能搞長官意志，不能搞短期行為。一項規劃加以確定，那就要由每屆領導執行下去，不能前書記要開發A區域，后書記卻要開發B區域。作為城市管理者，領導對規劃的意見必須著眼于長遠發展，著眼于人居的世代幸福感，而不能偏重任期內的GDP政績。

　　其二，必須強化規劃的法律效力。現在一些地方領導之所以敢于在規劃問題上朝令夕改，就在于這些地方，規劃不具有實際的法律效力，一紙規劃甚至不如某個領導的一句話管用。規劃法頒布有年，然而，違反規劃法的事例層出不窮，卻鮮聞追究違法責任，也鮮聞行政問責，這不是咄咄怪事嗎？遇上懂規劃的領導還好，遇上不懂規劃的領導，這樣的規劃“折騰”就非常危險了。

　　其三，克服各自為政的“小圈子規劃”現象。不能省市規劃“不理”國家規劃，區縣規劃“不理”省市規劃，行業規劃“不理”城市規劃。行業之間的規劃打架更是不能成為常態。像交通擁堵這樣的問題不是一個地區或一個領域的積重難返，往往牽涉相當范圍的大區域布局、大經濟格局。如果我們的規劃不跳出本位的小圈子，不放眼全國，即便是一個有地方適應性的規劃，也未必成為科學性的規劃。

　　說到底，中國的行政區劃過多過細，規劃分散帶來的發展隱患，必須下大力氣動手術了。這個掣肘不除，城市堵局難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