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圓明園內的英法軍隊。（英軍隨軍畫師繪）

圓明園外觀風貌。 郎世寧繪銅版畫

1916年前后的方外觀遺址

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儀式

　　火燒圓明園：鴉片戰爭下的蛋

　　“不能忘記”！

　　書法家歐陽中石的四個大字題刻在碑石上，其鮮紅的顏色與整個紀念活動的悲情色彩相統一。這是2010年10月8日上午，在圓明園正覺寺山門廣場，北京海淀區政府紀念圓明園罹劫150周年。巨幅圓明園西洋樓老照片映襯下，一片廢墟中惟一幸存下來的圓明園古建筑群???正覺寺主體修繕、復建工程已經完工。昔日皇家佛寺恢弘氣派的重構，再次勾起人們一種離愁般的歷史追思。

　　倏忽間已是一個半世紀。150年前那場“三晝夜不熄”的大火，毀損的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宮殿式御園，還有一個王朝面臨外敵入侵時因技不如人而導致的尊嚴和利益流失。

　　發端于1860年10月18日的火燒圓明園事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后的產物。二十年前，“自由貿易”的所謂普世價值旗幟下的鴉片輸送，掀起了中西沖突的第一次近代戰爭。清王朝的慘敗，昭示了一種弱肉強食的霸權邏輯的勝利。整個帝國對西方的了解都顯得滯后，得知英國已退出長江，道光皇帝為節省浩繁的軍費，下令沿海各省撤軍。這樣一種相對和平主義的治國方略，在面對咄咄逼人的西方進一步訴求時，只能讓歷史再次重演。

　　在“戰”與“和”間左右搖擺的大清帝國，褪去了往日榮耀盛大的光環。內部的腐敗、江湖叛亂和外患，一起糾結著加速將其推向末路。圓明園的熊熊火光，映照出一個時代東西方的落敗與驕橫。

　　這場浩劫暴露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年代，閉關自守者的可悲下場；而侵略者粗暴的態度，對以“天朝”自居的滿清也構成一種巨大的激勵，此后發軔于同治年間的救亡圖存戰略和民族主義運動，在內憂外患中歷經波折，卻仍不絕如縷延續百年。

　　華園劫難

　　“嗨！至少也有我們一杯，我們大老遠來的”

　　英法聯軍對北京城的包圍是從兩個方向展開的。1860年10月6日，飛漲的物價正困擾著這座大門已關閉十余天的城市，居民中彌漫著恐慌情緒。半個月前發生在與京城僅四公里的八里橋戰役，讓清軍再一次慘敗。敗局已定之下，咸豐皇帝旋即避走承德熱河，而他同父異母的弟弟恭親王奕?此刻也逃離駐守的圓明園。手持先進兵器的異族人，在北京的城墻外打轉，并約定在圓明園處會合。

　　法軍比英軍較早抵達圓明園。在入園前，他們曾經歷一段無效的阻抗。英國作家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和弗蘭克?薩奈羅合著的《鴉片戰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一個帝國的墮落》中，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法軍原本預料皇帝的衛隊會冒死保衛圓明園，但他們驚訝地發現衛隊也逃跑了。不過，侵略者遭到了皇帝500手無寸鐵的太監的既可悲又可笑的‘進攻’，他們是皇帝最后的保衛者。”

　　這段描述不盡準確。事實是，太監們握有武器，沖突發生時，滿洲的八品首領任亮被打死，另有幾名法國軍人受傷。根據法國侵華軍司令孟托班的記載，盡管經過長途艱難跋涉，他還是命令部隊于當晚7時占領圓明園，強行攻入，他下令占領了圓明園。

　　圓明園的華麗，驚呆了幾乎所有的入侵者。現存的史料中，充斥著他們不吝贊美的各種言辭。英軍遲至第二天中午到達圓明園，與法軍會合。按照英國最高指揮官格蘭特事后的說法，法軍在其到來前，已經洗劫了圓明園的部分珍寶文物，“每一個房間都有半數以上的財物被取走或遭到破壞。”但這種指控是相互的，法軍后來也反咬英軍率先掠奪這座皇家園林。

　　不過，在10月7日這天中午，英法聯軍體現了合作精神，他們決定將圓明園內的所有珍寶作為“戰利品”，由雙方對半平分。但劫掠很快變得失序。當時在現場的法國埃里松伯爵說，當天下午三四點，法英聯軍委員會在忙著清點從圓明園搶來的戰利品，此時有些勤雜士兵在園里不停地出出進進，每個人都帶了些小玩藝兒出來，“有道是：最珍貴的被拿走了，我們要進去，該輪到我們了。嗨！至少也有我們一杯，我們大老遠來的，不是嗎……秩序已開始有點兒亂了”。

　　秩序越變越亂。布立賽在《1860：圓明園大劫難》中，詳細鋪陳了英軍與法軍所見證的洗劫。“軍紀渙散到極點，以至于第二天宮殿外的起床號響起時，只有10%的英軍士兵到場集合，大多數都在宮殿里面搶東西。”另一本書《鴉片戰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一個帝國的墮落》這樣說。至于法軍的表現，按照參與放火焚燒圓明園的行動隊成員戈登的說法：“很難想象那座皇宮的壯觀景象和法國人對它進行的令人憎惡的破壞……法國人極沒有理性，他們摧毀一切。那是一種無法用語言描述的十足的大破壞”。

　　最后，北京當地的居民也參加到偷取圓明園殘剩物品的行列。在英國對華全權專使額爾金下達焚燒圓明園的決定之前，這里除了恢弘富麗的建筑本身之外，其實已幾乎被洗劫一空。

　　人質玄機

　　聯軍拋出圈套論，是為后來的洗劫火燒圓明園開脫？

　　當圓明園內的珍寶文物，喚起入侵者內心瘋狂的欲念時，清朝的欽差大臣恒祺正在猶疑著如何處理手中的英法人質。

　　以巴夏禮為首的三十余名人質，是在1860年9月18日一次談判破裂后被扣押的。在此之前，北塘和天津都已相繼失守。清廷決定派出談判代表桂良，在天津與英法聯軍議和。道歉、賠償和簽訂《天津條約》之外，入侵者還要求進京面見皇帝。但桂良堅持入京的儀式必須聽從清政府的安排。

　　在談判進行過程中，英法聯軍并未停止向北京的進犯，并利用清朝的恐慌心理，一步步提出更高的訴求：1000人的軍隊進京，并將外交國書直接遞交中國皇帝???自馬戛爾尼乾隆朝期間使華開始，如何覲見中國皇帝，一直是個聚訟不休的話題，學界通常貼給清朝迂腐與自大的標簽，獲得列文森獎的《懷柔遠人：馬戛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美國學者何偉亞著)是一個罕見的例外，他反對那種文化差異導致沖突不可避免的論點。

　　英法聯軍已經挺進到北京郊外的通州，怡親王載垣開始接替桂良，成為新的談判代表，談判地點也改在了通州。在談判進行過程中，天津的河西務鎮遭到了英法聯軍的洗劫。9月18日，英法聯軍率先發動了進攻，理由是清軍在為伏擊他們做準備。無論如何，談判是最終破裂了。重起戰端之后(事實上英法聯軍一直沒有停止入侵)，英軍談判代表巴夏禮等人，被清兵捉住，成為人質。

　　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斗》中稱，“巴夏禮在離北京約10英里處的通州遇上了新任欽差大臣怡親王，并在爭執中侮辱了親王。就在此刻，天津知府被英軍士兵扣押的消息傳了過來，怡親王下令拘押巴夏禮作為報復。”不過，在巴夏禮的事后描述中，他是被主戰的僧格林沁所捕獲的。

　　在事后的記載中，英法聯軍一直指責清朝在談判中背信棄義，設立了圈套。法國岡城大學歷史教授泰西埃則認為，聯軍的自我辯解誤導了很多史學家，其實他們在通州拋出圈套論，只是為后來的洗劫火燒圓明園開脫，是英法聯軍預先炮制出來用以指責中方欺詐，并為他們后來所犯下的罪行辯解、轉嫁，求得寬恕。

　　聯軍很快洗劫了通州張家灣，9月21日，在八里橋決戰的勝利，使入侵者的槍炮近在咫尺地對準了北京厚厚的城墻。提供補給之后，英法聯軍劫掠了圓明園。武力的威懾之下，巴夏禮等人陸續被放出，但其中也有部分人質已被處決。

　　北京城門也向入侵者打開了。在與傲慢的英法聯軍打交道中，恭親王奕?不得不節節退讓，對圓明園被洗劫的抗議毫無成效，以為人質遭到虐待尋求賠償的名義，白銀的索取陡然又增加了50萬兩，英國對華全權專使額爾金還威脅要鏟平整座圓明園。雖然恭親王表達了請求，額爾金還是于10月18日下達了焚燒的命令。

　　“額爾金作出這個要燒毀圓明園的嚴重決定，全是依照他自己的意思行事，并沒有得到盟軍法國的同意。事實上，法軍統帥葛洛斯并不同意用這種極端的報復行動來破壞和談的氣氛。”臺灣歷史學者汪榮祖在《追尋失落的圓明園》中認為，英國人最終要燒毀圓明園，為的是讓咸豐皇帝痛心。

　　堂皇的焚燒

　　“火光映照在士兵臉上，使得他們活像一群魔鬼”

　　對圓明園的焚燒，是在清軍失去抵抗能力情況下，明目張膽的一次行動。英軍為此事先張貼了布告，并動用很多搬運車將圓明園和附近官邸內剩下且可以搬走的珍寶文物，全部搬走了。

　　雖然這最后一次對圓明園的有組織劫掠，收獲甚大，但仍有部分物品成為接下來烈火中的犧牲品。當分布在圓明園各處的士兵，將手持的火把拋向大多以雪松搭蓋的圓明園諸建筑時，火勢迅猛燃燒成片。

　　一個叫哥頓的英國上尉在家信中說，“你絕對不能想象，我們燒毀了這個美麗而雄偉的地方。將之燒毀使人心酸，事實上，這些宮殿非常龐大，由于我們必須要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任務，使我們無法徹底地掠奪。大量黃金裝飾當做黃銅被焚燒。很不幸，這對軍隊來說是一個讓軍紀喪盡的任務，每一個人都因為掠奪而變野蠻了。”

　　家信中透露出對焚燒影響劫掠的遺憾，雖然他也認為劫掠和焚燒一樣，是野蠻的行為。這樣一種幽暗的復雜心情，在下令焚燒者的公開聲辯中，卻難覓其跡。額爾金沒有任何自責，他在焚燒開始后一周的一篇公文中說：“因為幾乎所有貴重物品都已經被拿走，軍隊到那里絕不是為了搶劫，而是通過一個莊嚴的補償行動，來表明它被可惡的罪行所激起的憎惡和憤慨之情。這一懲罰并不針對人民，相對而言，人民是無罪的。這一懲罰只針對皇帝，他個人在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負有直接責任；這不只因為俘虜在圓明園受到虐待，還因為他最近頒發詔書，說什么取一個外國人頭可獲一筆賞金，還宣布他決定把他最后的銀兩拿來充做此種兇殺的賞錢。”

　　“正義通常都是屬于最后的勝利者。”汪榮祖有這樣的慨嘆。甚至于在當下中國學界和媒體圈內，額爾金譴責并放大中國對戰俘虐待的論點，都有相當的市場。汪榮祖表示，沒有證據顯示，清朝當權者下令虐待歐洲戰俘，恰好相反，刑部9月18、19日的檔案顯示，他們不僅要求“不可以虐待和羞辱戰俘”，還要在日常供應上讓他們感到舒適和滿意。當然可能獄卒并未遵守這些規定，但按照蔡申之的研究，中國人被英法聯軍虐待的殘酷程度更遠遠過之。清廷天津知府即死于俘虜他的人手里。《劍橋中國晚清史》對此只有短短一句描述：“巴夏禮被扣押三個星期，受到壓力，但實際上并未受到拷問。”

　　這些辨析在當時并無意義，因為談判根本就是不對等的。重要的是圓明園就在冠冕堂皇的言辭下被焚燒了。英軍中校吳士禮在日記中記錄下了當時的場景：“連續兩個整天，濃煙形成的黑云一直飄浮在昔日繁華富麗之鄉的上空，西北方向吹來的清風，將這濃密的黑云刮向北京城，濃煙帶來了大量熾熱的余燼，一浪接一浪地涌來，無聲地落在大街小巷，述說和揭露皇家宮苑所遭受的毀滅與懲罰，日光被黑煙和濃云遮蔽，仿佛一場持久的日食一般。暗紅的火光映照在往來忙碌的士兵臉上，使得他們活像一群魔鬼，在為舉世無雙珍寶的毀滅而歡呼雀躍。”

　　在這片歡呼雀躍聲中，年僅30歲的咸豐皇帝吐血倒地。受到英軍懲罰的當然不只是咸豐一人，圓明園的被焚自那一刻起，就成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傷痕。而額爾金更深層的目的，其實是想通過這種肆無忌憚的破壞行為，為下一步的談判增加砝碼。

　　鴉片苦果

　　圓明園大火促使衰朽的帝國開始痛定思痛

　　圓明園的火勢剛熄，法國外交代表葛羅接到恭親王奕?的一封信。信中聲稱接受英法聯軍提出的條件。葛羅心中的一塊石頭落地，因為在額爾金下令火燒圓明園之后，他一直擔心局勢將發生逆轉。

　　事實上，恭親王、桂良等人的確被焚燒行為震怒，曾在上書咸豐的奏折中表示，“臣等見事機如此，萬不能再議撫局。”但吐血過后的咸豐帝，已無此前主戰時的勇氣。

　　恭親王在頤指氣使的聯軍頭目面前，開始收拾殘局。接下來關于《北京條約》的談判充滿恥辱，1858年不平等的《天津條約》被確認有效，并將對英法的賠款分別增加為800萬兩，香港九龍也被割讓給了英國。在天津留下一支警衛部隊后，供應短缺的英法聯軍開始撤軍。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

　　此時距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已有20年。這20年間，清廷甚少從第一次的失敗中汲取有效的經驗教訓，以至于在敵人重新發起的堅船利炮攻勢下，仍如此不堪一擊。

　　英法開始全球范圍的貿易與殖民，清朝卻還是依循傳統的“天朝”觀念，以一種和平友好的下俯式姿態與他國交往，雖然在這個過程中不吝讓利，但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不甘于此，他們想要攫取更大的利潤，為此而采取了兩面的手法，一方面宣稱文化沖突，以自己的所謂普世文明開道；另一方面，又在與清廷的沖突中，以自己單方制定的規則來評判和放大糾紛個案，并以槍炮做后盾進一步侵略。

　　在18世紀后期，清朝對歐洲的貿易就已經有了所謂的“廣州制度”。而鴉片的進入中國，可以追溯到更早時，但其真正大規模流向廣州，則始于19世紀上半葉。為殖民利益服務的東印度公司，在鴉片貿易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前，中國陶瓷、絲綢、茶葉等的出口對歐洲造成很大的貿易逆差，西方的白銀不斷流入中國。而鴉片貿易，最終逆轉了這一形勢。

　　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中稱，“到1820年代，大量的鴉片進入中國，足以供給一百萬左右的吸食者。在這一數字基礎上再加上中國本地種植的鴉片數量(雖然這個量還很小)，我們就可以意識到中國鴉片問題的嚴重性。”

　　鴉片進口的數量到1840年應該更為嚴重，中國的白銀大量流失，鴉片又侵蝕了眾多國民的體質和意志力。禁煙的運動開始了，而西方以“自由貿易”和“平等外交”的名義，與這個東方老大帝國沖撞。

　　清朝對外部世界的認識，的確過于無知。戰爭的結果，以慘敗告終。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中，曾詳細對比清軍與英軍的軍事力量：武器裝備方面，英軍已處于初步發展的火器時代，而清軍仍處于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兵力上，表面數字為英國遠征軍至戰爭結束時有約2萬人，與清軍相比約1：40，但因為清朝沒有警察，清軍不是一支純粹的國防軍，其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務是維持社會治安，駐防分散，所以實際動員的部隊約10萬，且因調兵緩慢，很多戰役反而英軍兵力占優；而且清朝兵役制存在很大問題，內部腐敗尤其嚴重。由此，在戰爭中一觸即潰，并不出人意料。

　　令人慨嘆的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清王朝并沒有明顯的認識世界和改革自身的積極努力，二十年后在面對英法聯軍時再嘗苦果，也是勢所必然。不過這一次，圓明園的大火促使衰朽的帝國開始痛定思痛。

　　自強運動

　　將瀕臨崩潰的王朝再續60年

　　在圓明園被焚之前逃亡熱河的咸豐皇帝，至死沒有再踏回北京一步。但他從臣子的奏折中，知曉了圓明園被毀損的一切。如前所述，他在悲憤之下吐了血，并很快于次年去世。

　　讓后人作為話柄的是，北京條約簽署的前后，他最關心的仍是堅決抵制侵略者親遞國書。

　　咸豐皇帝英年早逝后，同治皇帝載淳繼位，在他君臨華夏(背后是兩太后垂簾)的十余年間，大清有了中興的氣象。芮瑪麗在《同治中興》序言中說，“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崩潰了，但由于19世紀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他們終于死里求生，再延續了60年。”

　　1860年，清朝面臨的不僅僅是圓明園被焚、條約制度的進一步深化，還有揮之不去的內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清朝的杰出將領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借助了洋槍洋炮和西式輪船，它們發揮的作用，加深了精英群體必須學習西方技術的認知。清朝和平主義的方略可能并沒有錯，但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時代，即使出于自保的需要也不應再對世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保守的勢力開始受到沖擊。

　　“從1861年開始，‘自強’一詞在奏折、諭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經常出現。這表現出人們認識到需要一種新的政策，以應付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所發生的史無前例的變化。”《劍橋中國晚清史》說，“自強一詞是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以后第一次出現的，它是清朝新的對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強調要與歐洲列強妥協，接受條約制度，雖然主要的重點放在與列強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國自己的力量仍被視為有助于維護這種和平的局面。”

　　圓明園的廢墟，仍是一個巨大的隱喻，促使時代面對它的落敗、教訓和挑戰。同治皇帝，就曾接到大臣的奏折，提醒其謹記1860年的恥辱。當同治皇帝1873年打算重建圓明園時，收拾二次鴉片戰爭殘局的恭親王奕?，表達了堅決反對的態度，認為這是一種對國家財富的浪費。

　　兵工廠、造船廠開始興建，還有培育外交翻譯的同文館。更重要的是，作為專司外交的機構，總理衙門橫空出世。以前，朝廷的理藩院和鴻臚寺，牽涉到的外交業務，大抵都是有關朝貢國的。芮瑪麗將這個機構的設立看做是同治中興期間最引人注目的制度改革。《劍橋中國晚清史》則表示，“對于自強運動努力的成敗，至少是部分地取決于總理衙門的政治勢力。”

　　自強運動的努力成效，在后來甲午戰爭中受到檢驗。在一個習慣以當下成敗論績效的世界里，這無疑是一個慘淡、令人喪氣的結局。但無論如何，中國被動進入現代化的征程從此再也沒有真正意義停止過，有的只是在社會進步的理性自負下，階段性地進三退五或原地打轉。

　　眾聲喧嘩。圓明園的廢墟仍橫亙在那里，寂寞如斯。它昭示了失敗的教訓，但未來的方向，仍有待發現的眼睛。

　　參考書目：

　　[法]伯納?布立賽著《1860：圓明園大劫難》

　　汪榮祖著《追尋失落的圓明園》

　　[英]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弗蘭克?薩奈羅合著《鴉片戰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一個帝國的墮落》

　　[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

　　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

　　[美]史景遷著《追尋現代中國》

　　[美]徐中約著《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斗》

　　[美]芮瑪麗著《同治中興》

　　[美]何偉亞著《懷柔遠人：馬戛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