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園林，名揚中外。這不僅因為蘇州現今保存的古園為數眾多，更是由于這里造園的歷史極其悠久。從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到，蘇州最早見諸史籍的園林，出現在春秋吳國營建闔閭大城之前，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自此之后，造園活動幾乎一直綿延而不絕。尤其是在唐宋之后，歷代都有許多文人、官宦因向往這里的山水秀麗、物產豐富、經濟繁榮而到此定居，從而帶動了當地園林建設的發展。時至明清，不僅“吳中豪富，競以湖石筑峙奇峰隱洞，鑿峭嵌空為絕妙”，就是“閭閻下戶，亦飾小山盆島為玩”。(黃省曾《吳風錄》)在如此普遍的造園之風的影響下，不僅當地園林數量激增，同時也促使造園藝術日臻完美。有人以“江南園林甲天下，蘇州園林甲江南”來贊美蘇州的園林藝術(陳從周《清雅風范——蘇州園林鑒賞》)，實非過譽之詞。

　　作為一種文化的載體，園林的生成與發展，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和文化環境。從我國古代園林發展的歷史看，凡造園活動興盛的地方，一般都有優越的自然條件、良好的物質基礎及深厚的文化淵源。而這在蘇州的社會演進中，始終未曾或缺。蘇州自春秋吳國在此筑城建都，于城市選址合理、規劃適宜，加之以后的社會發展進程未受到大規模戰亂的影響而衰落或移址重建，故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之中，城市位置和格局基本沒有太大的改變。而當地優越的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又使經濟水平得以不斷提高。在這樣的經濟、文化背景下，園林發展具備了穩定和堅實的基礎。從有關的史志統計，自春秋吳國營建宮苑以來，著名的苑園可以千數，而且廣泛分布在吳地城鄉，至于僅鑿一池、點數峰、蒔栽幾株花木的府宅小院，更是多不勝數。正是這千百年來極其普遍的造園實踐，才使蘇州的園林藝術趨于成熟。因此，回顧一下蘇州園林發展的歷史，對于加深理解蘇州古典園林藝術，會帶來一定的幫助。

　　一、東吳大地的史前文明

　　園林的出現和發展，與經濟和文化的積淀有著密切的關系。從蘇州的歷史演變看，此地的文明起源極早。雖然見諸史料的吳地歷史，開始于商朝末年，但近代考古的成就，卻為我們述說：早在一萬多年前的上古時期，這里就已有了人類活動的足跡，而且在當地居民幾千年的不懈努力之下，造就出了文明程度極其發達的史前文化。之后蘇州的發展，盡管并不完全承襲這一上古文明，但造就了上古文明的自然環境，同樣孕育了后來的蘇州經濟和文化。因此，在敘述蘇州園林發展歷史之前，也需對此作一扼要的介紹。數億年前，我國東部的長江下游一帶，曾是一片荒涼沉寂的華夏古陸。到一億五千萬年前的燕山運動時期，地殼的斷裂、褶皺以及巖漿的噴涌，造成了蘇州西部無數的山巒。到距今300萬年前的第四紀，地殼緩慢下沉，形成海灣與群島。隨著長江日復一日地夾帶著大量的泥砂在此沉積，逐漸將海灣圍截成眾多的湖泊和洼地，形成了最初的太湖及周邊大片的沖積平原。由于這里地處溫帶，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為人類的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礎。

　　考古學的成就告訴我們，在距今大約一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太湖中的三山島上就有了人類活動。到距今7000年前后，當地進入新石器時代。之后最初的1000余年間，因氣候暖濕、海平面相對穩定，使這里的“馬家浜文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水稻的種植、家畜的馴養，也自此開始。定居生活促進了建筑的發展，當地出現了以矩形平面為主、間有圓形平面的住宅，墻中用木柱，外包泥墻，并經燒烤硬化，以提高其防雨的性能。許多木構件已普遍采用榫卯技術。屋頂由蘆葦、竹席和草束構成。此外，還有不少防潮、排水措施，以適應南方水鄉環境。大約從距今6000年起，氣候出現了較大的變化，海平面也時有波動。特別是距今5400年前后的低溫期形成的大片濕地，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從而使繼“馬家浜文化”之后“崧澤文化”的發展受到制約。距今5200年以后的千余年間，自然條件再度好轉，這里的居民創造出了文明程度非常高的“良渚文化”，成為太湖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鼎盛時期。此時不僅生產力水平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宗法禮儀制度也已經完備。當時遺留的墓葬中，讓后人看到了十分豐富的隨葬器物，大量出土的隨葬玉器，反映了當時已達到了相當高的制玉水平，而死者多寡不一的殉葬品，則說明社會等級區分也極其明確、嚴格。然而“良渚文化”在距今約4000年前后，卻突然中斷了。有人推測，這是由于自然環境突變所致。當時氣候變冷，發生了空前的大洪水，致使太湖平原水位抬升，淹沒了低地，幾乎給這里的居民帶來了滅頂之災。于是人們不得不背井離鄉，遠走他方，其中的主流文化融入了中原華夏文明的大潮之中。

　　在距今3700年前后，洪水終于退卻，氣候也隨之好轉，遠出避難的人們逐漸返回了遠離的家園。雖然曾經輝煌一時的“良渚文化”受此災變，而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恢復，但回歸的居民卻帶回了周邊甚至中原地區的諸多文化因素，形成了當地的“馬橋文化”。大約在公元前1l世紀，北方周族人的一支，南下太湖流域，與當地的居民結合，共同整治水系，恢復生產，建立國家，這就開始了記載中的吳國的歷史。從殷商晚期到春秋中葉的數百年間，吳國尚未完全從洪水造成的災難中擺脫出來，因此，經濟、文化的發展，遠遠落后于中原許多諸侯國家，以致長期以來只是一個僻處于長江下游默默無聞的蠻夷小國而已。

　　二、壯麗宏偉的吳國宮苑

　　按史書記載，吳國形成于殷商末年。當時居住在我國西北的周族，在其首領太王古公室父的領導下，已日漸壯大。古公之子泰伯、仲雍，為讓他們的侄兒昌(后來的周文王)能順利繼承周族的統治權，便離開中原，結伴南下，到長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帶，與當地的土著居民一起建立了部族國家，號稱“勾吳”，并在今天的無錫梅里，筑城作為都邑。經5世在周章時，周族武王終于覆亡了商朝，在中原建立了姬姓周王朝。因懷念泰伯、仲雍的讓國之義，封周章為“吳伯”。此后又經歷了15代的傳承和發展，到壽夢時(公元前585一公元前560年在位)，國勢逐漸強大，自稱為“吳王”，并開始出訪北國及荊楚，密切了與各諸侯國間政治和文化的交往，正式步入春秋諸侯爭雄的行列。又四傳至闔閭時(公元前514一公元前495年在位)，吳國已進人了鼎盛時期。為能爭霸中原，需要有一座與強國地位相適應的宏偉都城，而舊有的梅里，因“城郭卑隘，朝市粗立”，難以進一步發展，于是闔閭聽取了伍子胥“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的建議，決定遷都，選址在姑蘇山東南相，即今蘇州城的位置，興建起了一座規模宏偉的闔閭大城，奠定了之后蘇州城的基礎。在以后的2500余年間，這里就成了太湖流域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

　　我國濫觴時期的苑園，還只是一種農、牧業生產的設施，它的出現應在由游牧向定居轉化之后。而吳地居民農耕生產的形成，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初期，但由于缺乏相應的實證史料，故難以斷定當時是否也已有了類似于苑園的生產設施。隨著社會的發展，苑園也逐步由生產設施向游娛場所轉變，甚至與宮殿一樣成了強國地位的象征，所以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競相以“美宮室”、“廣苑囿”來夸示。而此時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逐漸發展，已使春秋后期的吳國，具備了與中原諸侯相抗衡的強盛國力，于是游娛性的苑囿也開始在太湖平原出現。

　　蘇州園林的起源，較闔閭城的出現更早。如今所能見到的最早記載，是唐人陸廣微在《吳地記》中所載的吳王壽夢的“夏駕湖”。據后人考證；“夏駕湖”位于今天蘇州城內吳趨坊一帶。當年壽夢為盛夏避暑納涼，在此“鑿湖池，置苑囿”，故名“夏駕湖”。到闔閭建城，“夏駕湖”又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了增筑改建，成為闔閭、夫差兩代君王的游樂之所。吳國覆亡之后，此苑被廢棄而荒蕪。到宋朝，湖已基本不存，僅在西城根下留有一部分，與外壕相聯，當地百姓在其中植栽菱荷，其菱味甜美，稱“夏駕湖菱”。宋人楊備有《夏駕湖》詩云：“湖面波光鑒影開，綠荷紅菱繞樓臺。可憐風物還依舊，曾見吳王六馬來。”大約到清代初年，夏駕湖完全湮為平地。

　　春秋吳國最負盛名的宮苑，是位于吳城西南30里靈巖山上的“館娃宮”。據說吳越由于疆界相接，長期以來時有小爭，但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征戰。闔闖五年(公元前510年)，吳王借口越國不隨其伐楚，而大舉進攻越國，破攜李城(今浙江嘉興附近)，自此吳越結下冤仇。闔閭十年(公元前504年)，越國乘吳王率兵攻楚，并與之相持之際，從其后方掩襲吳地。在背腹受敵的情況下，吳王大敗而歸。闔閭十九年(公元前495年)，吳國大舉伐越。由于輕敵，吳為越所敗，闔閭也因此受傷而亡。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為報父仇，夫差親自率兵攻打越國，大敗越軍于夫椒(在太湖中)，越王勾踐僅領殘部5000逃歸國都會稽。吳國原想乘勝一舉滅亡越國。在此危急時刻，越國臣僚提出了忍辱圖存的策略，由越國大夫文鐘前往吳國，厚賄吳宰相伯豁，說以利害，終于在伯豁的幫助下，說動吳王同意接受越國的投降，讓越王勾踐率妻子到吳國為奴。在吳3年，勾踐極盡謙卑恭順之能事，終于得到了吳王的憐憫和寬恕。又用文鐘興越滅吳的計策，獻美女以惑亂吳王。館娃宮就是夫差為越國美女西施而建的一座規模宏大的宮苑。

　　館娃宮高踞靈巖山巔，殿閣巍然，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等，皆“銅溝玉檻，飾以珠玉”。又“置春宵宮，為長夜之飲”。宮殿之側為花園，山頂鑿有三池。一為“玩花池”，相傳是夫差為西施賞荷而鑿，池內植四色蓮花，夏日怒放，清香四溢。吳王與西施常在此清暑賞景，采蓮取樂。另一是“玩月池”，據稱西施喜臨水照影，所以吳王為其鑿池欣賞月色，游興高時，還常手遮月影，戲言是“水中撈月”。后人以為是吳亡國之讖，故有詩云：“強說玩花還玩月，個中已幻沼吳謀”又云：“涓涓井中月，照破千秋夢。”再一日“硯池”，傳說是古人采石制硯所留，吳王稍加修飾而成，靈巖山也因此又稱“硯石山”。事實上，我國在春秋時期尚未使用紙墨、硯臺，這當為后人訛傳。在玩花池和玩月池之間有兩口井，圓形的“日池’’和八角形的“月池”，“圓以象天，八角象地。”(《百城煙水》)后來人們將其更名為“吳王井”和“智積井”。方志載：明代淘井時，曾發現玉釵，上刻“敕”字，證明此井確為當年館娃宮的宮井之一。陳子貞有詩云：“曾開鑒影照宮娃。玉手牽絲帶露華。今日空山人自汲，一瓶寒供佛前花。”(《吳王井》)靈巖山頂還有“琴臺”，是西施操琴之處。梁簡文帝《登琴臺》詩稱：“蕪階踐昔徑，復想鳴琴游。音容萬春罷，高名千載留。弱枝生古樹，舊石染新流。由來遞相嘆，逝川終不收。”宋以前，琴臺下有大偃松，身臥于地，兩頭崛起，交蔭如蓋，不見根之所自出，當地人以為奇賞。琴臺下有響屐廊曲折而東。《古今記》載：“吳王夫差以椒楠建廊而虛其下，令西施及官人步屨繞之，則跫然有聲。”

　　此外，山之上下還有諸多營建，至今人們還能從那些遺跡中，遙想當年吳宮的盛況。如山上西施晨起曉妝的“梳妝臺”，吳王與西施游憩小坐的“西施洞”，吳宮藝花之處“大園”、“小園”(后訛為大晏嶺、小晏嶺)等。山下的“香水溪”，相傳是宮女在此梳妝沐浴處，溢脂流香，故又稱“脂粉塘”。“采香涇”是為西施泛舟前往香山采集香草而開鑿的河渠，據說夫差為取悅西施，用強弓硬射一箭，令從人循箭行方向開掘而成，故又名“箭涇”。“畫船塢”有東西兩處，也為當年蓄水劃龍舟游樂的地方，俗稱“劃船塢”。隨著吳國的覆亡，館娃宮及其諸多的景物也相繼荒蕪。后人嘆日：“渺空煙四遠，是何年，青天墜長星！幻蒼崖云樹，名娃金屋，殘霸宮城。箭涇酸風射眼，膩水染花腥。時較雙鴛響，廊葉秋聲。宮里吳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獨釣醉醒。問蒼波無語，華發奈山青。水涵空，闌干高處，送亂鴉斜日落漁汀。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云平。”(南宋吳文英《八聲甘州慢》)

　　“長洲苑”和“姑蘇臺”，也是當年吳國著名的宮苑。《吳郡圖經續記》稱，“長洲苑，吳故苑名，在郡界”，具體位置已難確指。闔閭十年(公元前504年)，立夫差為太子，并使之守楚留止，闔閭自己則在吳城內外大治宮室，“立射臺于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于長樂”。“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旦食鲺山，晝游蘇臺；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吳越春秋》)由此可見，長洲苑至少在此時業已存在。姑蘇臺的位置有二說：一說在蘇州城西南七子山北，連堯峰山的小紫石山，今稱姑蘇山，又稱姑蘇臺。另一說是在蘇州城西南胥口鎮南，瀕臨太湖的胥山，今稱清明山。關于姑蘇臺的建造年代，歷來也說法不一。《緝柳編》說是吳王齊玄所造，考勾吳承傳譜系并無齊玄，壽夢之父日去齊，或即為其人。《吳越春秋》和《吳地記》說是筑于闔閭十年，《洞冥記》則說是夫差所建。一般認為是始建于闔間而成于夫差。文獻記載，姑蘇臺規模巨大，臺高300丈，盤旋詰曲，橫亙5里，“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附近河道，因堆積建臺所用的木料竟然堵塞了交通，木瀆鎮也因此而得名。姑蘇臺上的建筑，也窮奢極侈，殫盡土木。闔閭造九曲之路以游姑蘇之臺，夫差作天池，置青龍舟。舟中盛陳伎樂，日與西施為水嬉。誠如宋人崔鸚的《姑蘇臺賦》中所描述：“神材異木，飾巧窮奇，黃金之楹，白璧之楣，龍蛇刻圓，燦燦生輝。”“雖楚之章華，未足比也。”(《吳郡圖經續記》)到越滅吳時，夫差被困姑蘇臺，乞降不允，伏劍自刎，后姑蘇臺也為越人焚毀拆盡。

　　自壽夢崛起于東南，到夫差身死國亡的百余年間，是吳地社會發展的又一個最為繁榮時期。在此期間，“起城池”，“建宮室”，“大苑囿”，營造活動幾乎未曾停歇。尤其是闔閭、夫差兩代君王，在吳城內外的建設更為頻繁。據史料統計，在闔閭建都之后的40多年間，吳城附近先后興建的苑囿，還有“梧桐園”、“消夏灣”、“錦帆徑’’等30余處。

　　三、秦漢吳地苑園

　　吳國滅亡之后，其地為越國所有，闔閭城喪失了作為一方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城市衰落，宮苑荒蕪。不久越國又被楚國所滅，吳越大地都并歸楚國。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封春申君黃歇，公元前248年賜領江東吳國舊地，始對荒廢了200余年的吳城宮室重加修造。春申君父子在治吳期間，更對當地頗多建樹，單興修水利方面，就對城中居民免遭水患作出了較大貢獻。此外還有“桃夏宮”、“吳市”、“吳諸里大閘”、“吳獄庭’’等營建活動。史書中有“春申君都吳宮，因加巧飾”之說，但由于記載疏略，難以了解更多的詳細情況。

　　秦始皇并吞六國后，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于吳越之地置會稽郡，原吳城及周邊地區建為吳縣，故城成了郡治的所在地。不久劉邦借助農民起義的力量，推翻了秦朝的統治，建立起了劉漢政權。起初江南及吳縣仍沿襲秦制，屬會稽郡。高祖六年(公元前210年)，吳地封與荊王劉賈，后又為吳王劉濞的封地。到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劉濞反漢被殺，恢復會稽郡。東漢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分會稽郡，將浙江以西之地設吳郡，吳故城為吳郡治所。秦漢時期，吳地地廣人稀，與當時的北方中原地區相比，經濟和文化都較落后，但因有春秋吳國宮苑的遺存，仍可看到這一時期不少有關造園活動的記載。西漢劉濞居吳時，也曾對原來遺留的“長洲苑”進行了大規模的修葺，以致枚乘在《諫吳王濞書》中寫道：“(武帝)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后來唐人孫逖的《長洲吳苑校獵》詩也寫道：“吳王初鼎時，羽獵騁雄才。輦道閶門出，軍容茂苑來。山從列陣轉，江自繞村還。劍騎緣汀人，旌門隔嶼開。合離分若電，馳逐隘成雷。勝地虞人守，歸舟漢女陪。可憐夷漫處，猶在洞庭隈。山靜吟猿父，城空應雉媒。戎行委喬木，馬跡盡黃埃。攬涕問遺老，繁榮安在哉?”

　　秦漢吳郡、郡守的衙署，原來也是春秋吳國的宮殿。吳亡以后，雖然數遭火災，但到秦代尚有遺構留存，直至漢初守宮小吏因舉火照視燕窟，遂將宮殿全部燒毀，不久太守衙門又在原址重新修造。史書數載：武帝時，吳人朱買臣出任會稽郡太守，曾將先前不安貧困而改嫁的妻子帶回衙署，“置園中，給食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東漢初，人們還在這座園中開鑿了“東西十五丈，南北三十丈”的宮池。(袁康、吳平《越絕書》)

　　東漢年間，私家園林也開始見諸記載。同治《蘇州府志》及《吳門表隱》，都有“笮家園，在保吉利橋南，古名笮里，吳大夫笮融居所”的詞條。據史書記載，笮融是東漢丹陽人，曾聚眾附徐州陶謙，后在徐州建浮圖祠，對推動當時佛教的發展，起過很大的作用。雖然他在蘇州建造宅園的情況，因時代久遠，且記載疏略，至今已難以有更詳細的了解，但這在蘇州園林發展歷史上，仍是已知最早的私家園林，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

　　四、“吳中第一”的六朝園林

　　自東漢末年起，我國進入了一個戰亂頻繁的動蕩時期。起先是為鎮壓黃巾起義，而演成各地軍閥割據混戰的形勢。繼而兼并為三國鼎立，相互間又時有攻伐。三國歸晉后，雖有一段短暫的平靜期，但不久西晉皇室中的爭權奪利又發展成“八王之亂”。此時，北方一些游牧部族乘機進入中原，各自劃地建國，彼此間爭奪與混戰，又形成了“五胡十六國”的局面。直至公元581年隋朝建立，方使國家逐步統一，從而結束了長達近400年的分裂和戰爭狀態。

　　長期的動蕩與戰亂，為北方的經濟和文化帶來了嚴重的破壞。南方雖然也經歷了三國東吳、東晉及之后宋、齊、梁、陳的六朝更迭，但較之中原地區，仍相對顯得安定。于是大批為躲避戰爭的人向南遷徙。隨著大量人口的涌人，不僅為江南帶來了勞力和先進的生產技術，而且北方士族與江南土著文人的融合，也促進了當地文化的發展。從這一時期開始，江南地區逐漸繁榮，因而也給蘇州大型府宅的營建提供了條件。如東晉時期的司徒王殉和司空王珉兄弟；就曾在郊外虎丘興建大型別業，據稱二宅依山而建，幾乎包裹了整座小山，以致有人感嘆“盡把好峰藏院里，不教幽景落人間”，其規模之大，超乎人們的想象。又如梁朝城內衛尉卿陸僧瓚、蘇州刺史顧彥先等的府宅，不僅規模巨大，而且還有竹木山水，其內在環境都十分優雅。

　　自東漢以來在我國廣泛傳播的佛教，到此時似乎有了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方面，出于政治的需要，統治者開始極力予以推崇，出現了大量由國家出資興建的寺廟，甚至還有像梁武帝那樣到銅泰寺舍身為僧的故事，這就使佛教從形式上得到了推廣和普及。另一方面，連年的戰亂給人們帶來了痛苦和“生命無常”的悲哀，而佛教的教義則向人們灌輸“因果報應”和“修煉來世”等宿命思想，使人們極易接受而沉湎于這種虛幻的解脫之中，于是佛教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流傳。正是這種種原因，當時“舍宅為寺”的做法非常流行，以至于許多府宅在瞬息之間就轉化成了佛寺。而園宅的花木環境也由此帶人了寺廟之中，出現了相應的園林，成了后人所謂的“寺觀園林”。在蘇州地區，類似的寺院為數不少，上述幾座府宅，也經“舍”后變為佛寺。

　　以佛教思想尋求解脫，固然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方法，但為躲避戰亂而棲身于山林之中，在這一時期也十分普遍，這就是所謂的“棲遲隱逸”，從而使人們對自然山水產生了更深刻的認知。我國的山水文學和山水畫，大致都成熟于這一時期。人們以山水詩的形式予以贊美，用山水畫的形式進行刻畫，實際上是在再現理想中的自然。同樣的再現，當然更可用原本就是自然之物的土石花木等作為要素，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追求，重新塑造在宅間屋后。于是“有若自然”的山水園林，開始成為人們的向往。

　　東晉時期的“顧辟疆園”，堪稱這一時期在追求自然的造園實踐中最成功的一個實例。顧氏祖先原居越地，后徙吳，兩漢年間為當地望族。東晉時，顧辟疆曾任郡功曹、平北參軍，是當地頗有地位的要員。其園宅以竹樹、怪石聞名于當時，有“池館林泉之勝，號吳中第一”之譽。人們曾以“辟疆東晉日，竹樹有名園”、“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園”以及“辟疆舊園林，怪石紛相向”等詩句來贊美它。相傳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獻之前往會稽，途徑吳門，慕名到園中參觀。他雖與主人未曾相識j但仍徑入其園，并“指麾好惡，傍若無人”。(劉義慶《世說新語》)以王獻之當時的名望，也能為其所吸引，可見“辟疆園”的聲望。

　　較“顧辟疆園”稍遲的，還有“戴頤園”，也以“有若自然”聞名遠近。戴顆之父戴逵，是東晉著名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少博學能文，工書畫，善操琴，其余藝巧靡不畢綜，性高潔而不諳世務。東晉孝武帝時，他屢征不就，逼不得已而前往吳地，時稱“吳中高人”。戴顧是戴逵的次子，字仲若。能世家學，少年時就能隨其父進行雕塑創作，所以在這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戴顳16歲遭父喪，即與兄勃隱于剡下，及其兄卒，寓居桐廬。宋初至蘇州，因其擅畫，通音律，且隱逸不仕，也被視為高士。他到蘇州后，士人們即為他建宅造園，園中“聚石引水，植水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宋史．戴逵傳》)元嘉中(公元435年前后)，征其出仕，不就，后來衡陽王義季使張邵迎戴頤至京口，居黃鵠山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