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隋唐五代時期的姑蘇園林

　　經歷了近400年的戰亂、分裂之后，北周到武帝時已逐步統一了我國北方大部地區。其時，隋國公楊堅及其父楊忠，因戰功顯赫而逐漸控制了北周的軍政大權。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楊堅逼迫靜帝禪位，建立隋朝，稱文帝，當年改元為開皇元年。楊堅稱帝后，一方面在北方施行均田、租調，統一北朝時期混亂的貨幣制度，以及改革朝廷和地方行政制度，以鞏固其統治，同時積極準備向江南進軍。經過了幾年的恢復之后，隋朝已國力大增。開皇八年(公元588年)冬，楊堅之子晉王楊廣，率兵五路臨江，次年一舉渡江滅陳，不久即平定了南方所有州縣，統一了全國。文帝時期，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鞏固措施和經濟政策。使國家日漸繁榮，呈現出“強宗富室、家道有余”的景象，“中外倉庫，無不盈積”。各地還出現了許多“重樓延閣相互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的商業集散地。(《隋書·食貨志》)繼文帝之后，煬帝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制，并為便利漕運及軍事運輸，利用南北天然河流及舊有渠道，開鑿自余杭直通洛陽的大運河，促進了當時的商貿發展。然而，隋朝的強盛也是建立在迫使百姓承擔繁重徭役和兵役之上的。文帝建仁壽宮的工程浩大，役使嚴急，丁夫死者成萬。煬帝營洛陽、鑿運河，更是“年常役百萬人”，而文帝，煬帝數次征伐遼東，又都是勞而無功。煬帝每年遠出巡幸，更是需要沿途郡縣強迫農民預交數年的租調，于是山東、河北自大業七年(公元611年)起，開始暴發農民起義。到大業十三年(公元619年)，各路義軍實力越來越強，隋王朝已陷于土崩瓦解。大業十四年(公元620年)，禁軍首領宇文化及終于在江都縊死了煬帝，隋朝滅亡。

　　隋朝的統治為時較短暫，從全國的形勢看，北方因前一時期的戰亂和動蕩，不僅經濟基礎遭受了摧殘，就是人們的生存環境也受到嚴重的破壞，所以，所謂經濟恢復，實際上仍十分有限。相反在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區，在那一時期，由于相對安定，經濟一直保持著持續的發展。因此，在隋代及其以后的有唐一代，全國的經濟重心實際已移到了江南。煬帝即位后營建東都、開鑿運河等重大舉措，反映出以北方為中心的封建統治，已經越來越離不開江南經濟的支持。

　　蘇州城在隋軍滅陳之后，曾遭較嚴重的破壞，并將州治移到故城東南而建造了“新郭”，但人唐后不久，又復遷故城。由于隋朝的統治時間不長，所以見諸記載的園林也極少，只有在《紅蘭逸乘》中載有“孫駙馬園，在間邱坊，為隋朝孫駙馬園第”等數條。

　　繼隋之后的李唐王朝，在立國之初，深感“賦繁役重，官吏貧求，饑寒切身”是人民起義的直接原因，加上太宗能廣泛聽取各種意見，而大臣中又有如魏征那樣的敢于直諫，從而使政權迅速鞏固。政治開明帶來了國家的穩定，進而又促進了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并將唐朝帶入了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在此期間，隋朝煬帝開鑿的南北大運河，開始顯現其在商貿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從運河南端的杭州，到北面與黃河交匯處的汴州，沿河兩岸出現了無數繁華的商業城市，成為物資和人才會聚的地方。蘇州富庶由來已久，大運河的開通更使其受益匪淺。進入和平年代，其經濟的增長和文化的發展更為迅速。《吳郡志》說：“唐時，蘇之繁雄，固為浙右第一。”《中吳紀聞》稱：“姑蘇自劉(禹錫)、白(居易)、韋(應物)為太守時，風物雄麗，為東南之冠。”

　　唐代中前期，蘇州園林基本仍承襲六朝以來的遺風，廣府大宅，豪奢綺麗。如被與南朝王洵“虎丘別業”和“顧辟疆園”相并論的“孫園”，人稱“孫園虎丘隨宜看，不必遙遙羨鏡湖”，“辟疆東晉日，孫園盛唐時”。又如地處松江之畔、蘇州望族褚氏的“褚家林亭”，皮日休在《褚家林亭》詩中寫道：“廣亭遙對館娃宮，竹島羅溪逶迤通。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鳥徹池中。蕭疏桂影移茶具，狼藉萍花上釣筒。爭得共君來此住，便披鶴氅對西風。”其豪奢之氣可見一斑。就是當年普通的富民，其園宅也有這種豪氣。乾隆年間《長州縣志》載：“大酒巷，……唐時有富人修第其問，植花浚池，建水檻風亭，醞美酒以延賓客。”

　　前一時期，一種較為清新的“山居”別業，到唐代后期，開始逐漸進人城鄉之間。晚唐詩人陸龜蒙的居處變遷，頗能說明問題。陸氏原為吳中望族，居松江甫里，陸龜蒙時移居郡中臨頓里。他因舉進士不第，隱逸里中，其地低洼，周為農田。正因具有“不出郛郭，曠若郊野”的環境，就使過去的“山林隱逸”很自然地轉到了城市之中，繼續過著“四鄰多是老農家，百樹雞桑半頃麻。盡趁清明修網架，每和煙雨掉繰車。啼鶯偶坐身藏葉，餉婦歸來鬢有花。不是對君吟復醉，更將何事送年華”的生活。

　　唐朝經安史之亂，元氣大傷。雖然以后出現過中唐繁榮，但戰亂使各地的節度使及一些叛軍將領割據自為，演成了藩鎮割據的局勢。后經黃巢起義的打擊，唐王朝已近崩潰。天裙四年(公元907年)，由鎮壓農民起義而強盛起來拘軍閥朱溫，弒哀帝，代唐，建立后梁。之后中原地區先后至歷了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及后周5個王朝。此外，還手在著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后蜀、荊南、北漢擎10個割據政權，史稱五代十國。其實，自晚唐后期起，三吳之地已在吳越都指揮使錢銹的控制之下，直至后梁龍德三年(公元923年)正式接受冊封，登基稱“吳越王”。當時的吳越國地分十三州一軍，定都杭州而加名“西都”。蘇州一帶為中吳郡，設中吳節度使，由其子廣陵王錢元臻管轄。

　　五代時，北方紛爭擾攘，江南尤其是吳越大地卻相安太平。錢氏三代治吳的80余年中，興建了大量的府宅、園林。其中對后世產生影響較大的有“南園”和“孫承裙池館”。

　　南園建于唐末，在子城西南。建成后，詩人羅隱有詩對其進行了扼要的描述：“摶擊路終迷，南山且灌畦。敢言逃俗態，自是樂幽棲。葉長春松闊，科園早薤齊。雨沾虛檻冷，云壓遠山低。竹好還成徑，桃天亦有蹊。小窗奔野馬．閑甕養醯雞。水石心愈切，煙霄分已睽。病憐王猛畚，愚笑愧囂泥。澤國潮平岸，江村柳覆堤。到頭乘興是，誰手好攜提。”(《南園》)從詩中可以看到，此時的園中以其廣袤、空曠和多野趣為其特色。在《祥符圖經》中，則有更詳細的記載：南園之中有“安寧廳”、“思遠堂”和“清風”、“綠波”、“近仙”三閣，“清漣”、“涌泉”、“清暑”、“碧云”、“流杯”、“沿波”、“惹云”、“白云”八亭。西池在園之廳西，又有“龜首亭”、“旋螺亭”。再有茅亭、茶酒庫、易衣院等景物。《吳郡圖經續集》則稱：“南園之興，自廣陵王元璩帥中吳，好治林圃。于是釃流以為沼，積土以為山，島嶼峰巒，出于巧思。求致異木，名品甚多。比及積歲，皆為合抱。亭宇臺榭，值景而造。所謂‘三閣’、‘八亭’、‘二臺’、‘龜首’、‘旋螺’之類，名載《圖經》，蓋舊物也。”園在宋初逐漸荒蕪，后來其地又大半改為他用，到宋室南渡時，基本為兵燹所毀。

　　孫承禱是元瓊的近戚，也在南園之側建有園池。據說初建時，“積土成山，因以潴水”，“積水彌漫數十畝，傍有小凼，高下曲折，與水相縈帶”。到宋代，其址為蘇舜欽所得，建為“滄浪亭”。

　　吳越時，除上述兩處外，還有“東圃”、“金谷園’，等多處園林，都為錢氏所建。

　　六、兩宋年間的平江園林

　　經歷了唐末五代的動亂之后，趙匡胤在原后周的基礎上，利用兵變奪得政權，建立了趙宋王朝。不久，對國內各割據勢力用兵，在軍事打擊與政治壓力之下，各割據政權相繼覆亡，終于完成了全國的統一。鑒于唐末以來的藩鎮割據的教訓，宋朝建國之初，就采取了削減州郡長官權力、改任文人的做法。同時又收奪各高級將領兵權，且經常更換軍隊駐屯地區，從而大大削弱了宋朝的軍事力量，形成所謂“偃武修文”的政治制度。其結果，雖使國家倍受北方少數民族的軍事威脅，但因政府對文人的優厚待遇，以及隋唐以來的經濟發展，促使宋代的文化較以前又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蘇州經過隋唐五代的發展之后，到北宋時期，其繁盛之狀超過以往。朱長文在《吳郡圖經續記》中說：“錢氏有吳越，稍免干戈之難。自乾寧至太平興國三年錢傲納土，凡七十八年。自錢鍛納土至今元豐七年，百有七年矣。當此百年之間，井邑之富，過于唐世，郛郭填溢，樓閣相望，飛杠如虹，櫛比棋布，遠郊隘巷，悉甕以甓。冠蓋之多，人物之盛，為東南冠，實太平盛世也。”在造園方面，高堂廣宅式的府宅園林仍在流行。如祥符進士、兩守蘇州的蔣堂“隱圃”，內建“巖扃”、“煙蘿亭”、“風篁亭”、“香巖峰”、“古井”、“貪山”諸景，又有溪池、“水月庵”、“南湖臺”等，甚至蔣堂還將溪池風光比作“采香徑：’和“明月彎”，并自賦《隱圃十二詠》稱：“危臺竹樹間，湖水伴深閑。清淺采香徑，方圓明月灣。放魚隨物性，載石作家山。”又云：“小園香寂寂，一派曉泱泱。煙草碧彌岸，霜桃紅壓墻。”蔣堂致仕后，日日與賓客宴樂吟唱于此。

　　蘇州更有像朱勐“同樂園”那樣的豪華府園。朱勐原為一介草民，因以花木賄中貴人而得進，繼而以“花石綱”拜官，于是在盤門內舊宅起高堂、廣園池。據稱，這座“同樂園”中建有“神霄殿”、“上善庵”、“糾察司廟”、“雙節堂”、“御容殿”、“御賜閣”、“迷香樓”、“九曲橋”、“八寶亭”等建筑，僅從題名就能看出這一個暴發戶的心理。為開浚魚池，他更逼令百姓“棄田虛室”。其園大一里，內廣植牡丹，珍木奇石不計其數，儼然可上攀徽宗的“艮岳”。后事敗被殺，園也為當地百姓所毀。

　　自唐代晚期以來，文人造園漸成風氣。這種園林一改以往府宅園林的那種追求華麗壯觀的舊習，將隱逸山居的純樸、雅致引入城市居宅。這到宋時，開始變得十分普遍。像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所載19處作者親歷的名園，大半為公卿士大夫的園宅別墅。同樣，在蘇州的這種風氣，較洛陽并不遜色，像蘇舜欽的“滄浪亭”、朱長文的“樂圃”等，就屬于此類園林。園中固然仍是山水花木，但其中的旨趣大改。他們是將花園當作隱逸山林，用以排遣胸中的郁憤，因而在形式上追求更多的山林野趣。

　　蘇舜欽的“滄浪亭”，原為前朝孫承{；占的池館，入宋后已見荒蕪。當年蘇舜欽因遭排擠而南下蘇州，見其地“草樹郁然，崇阜廣水，不類城中”，于是決定構宅建園。盡管此園也有“珍花奇石，曲池高臺”，但在蘇舜欽自己的《滄浪亭記》中，卻未作太多的描寫，只是講：面對著前竹后水、澄川翠干、光影風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距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用山水自然來平撫遭受的不公，這其實已超越了園林本身的物質特性，是將其精神的意義展示在自己或別人的面前。

　　與蘇舜欽一樣，朱長文也將自己的“樂圃”當做隱逸之所。在他看來，“大丈夫用于世，則堯其君，舜吾民，其膏澤流乎天下，及乎后裔，與稷、契并其名，與周、召偶其功；茍不用于世，則或漁，或筑，或農，或圃，勞乃形，逸乃心，……窮通雖殊，其樂一也。”由于他在舉進士后傷足而“不肯從吏趨”，所以就想用園居隱逸的方式了卻終身。其園也是前朝錢氏所構的園林，宋時已散為民居，幾度轉手后為朱長文的祖母所得。朱長文年輕時，原打算改造后作為其父的歸老之地，不想其父去世，此園就成了自己的歸隱之所。園中建有“邃經堂”、“見山岡”、“墨池亭”、“筆溪”、“招隱橋”、“西澗”、“西圃”、“西丘”諸勝，園內林木蔥郁，古樹盤根抱柯，極有雅致。另有畦圃，栽培四時名花、日用藥草以及時蔬鮮果，不僅用于奉賓娛親，而且親自灌園耕耘，以實現他前述的理想。

　　偃武修文的平靜生活，不久就被金人的金戈鐵馬所打碎。金兵破汴梁擄走了徽、欽二帝，康王南渡在江南重建南宋政權。雖然在南宋初年，有岳飛、韓世忠等將領及北地民眾的奮勇抗金，一度帶來了“中興”的希望，但以高宗為首的統治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不但無意恢復中原，反而打擊和殺害堅持抗金的將領，對金人割地納幣，以換來茍安東南的局面。鑒于最高統治集團終日沉湎于臨安的山清水秀和歌舞升平之中，上行下效，諸多的公卿大夫，也在周邊經濟繁庶、物產豐富的地方營宅造園，縱情享樂。因而當時的吳興成了官宦主要的退居之地，僅周密《吳興園林記》所載他“常所經游”的園林，就有36處之多。

　　南宋的蘇州，雖較吳興遠于臨安，而且在建炎年間，其城池已被金人焚燒幾盡，但在南北分治的格局形成后不久，城市又很快得到重建，繁華不減當年。所以人們也將這里當做最理想的居住地之一，營園建宅未嘗停歇。

　　范成大的“石湖別墅”，是南宋蘇州最著名的園林。石湖在蘇州(當時為平江府)盤門西南10里，為太湖的內灣。當年水面東西廣4里，南北長9里，周約20里，湖東田圃相矚，水港紛錯；湖西山嶺起伏，諸峰映帶，水光山色頗為勝絕。周圍還有眾多的古跡名勝。范氏原居于石湖之畔，范成大年輕時，家境較貧寒，一直為衣食而奔走，曾有“若有一廛供閉戶，肯將蔑舫換柴扉”之嘆。直到29歲中進士，步人仕途。之后一帆風順，歷任處州(麗水)知府、知靜江(桂林)府兼廣西道安撫使、四川制置使參知政事等職，成為南宋詩次凈為智最為顯達者。范成大在居官之時，就開始了改建舊居、興造園墅的工程。《蘇州府志》稱其別墅中有“農圃堂”、“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玉雪坡”、“錦繡坡”、“說虎軒”、“夢漁軒”、“綺川亭”、“盟鷗亭”、“越來城”等景物。范成大自撰的《石湖賦》中云：“筑農圃湖山之觀，聳碧城琨閬之丘。岫幌納千峰之秀，云莊開萬壑之幽。夜月兮嬉漁；春風兮芳洲。渺煙波兮鷗鷺，適忘機之樂；度雪橋兮龜魚，聽柱杖之游。至于水靜鵠立，林幽鶴鳴。漾湖光于幾席，占山影之臺亭。花粲粲以昌披，目欣欣其敷榮。菡召兮十里，瑯干兮滿城。其他幽芳奇觀，間見層出，又不可殫舉而悉名。”據此可知，別墅有著極為優美的景致。園有四時名花，外借湖山之景，當年時有名人以詩文盛贊其勝。一次周必大過此，夜宴園中，留詩于壁，稱甲于東南，范成大謝以言重。周則云：“吾行四方，見園池多矣，如薌林、盤園(都是當時最負盛名的園林)尚乏此趣，非甲而何?”后來范成大親歷二園，憶及前言，不無得意地說：“余非敢以石湖夸，……使余有伯恭(薌林的主人)之力，子嚴(盤園的主人)之財，又得閑數年，則石湖真當不在薌林、盤園下耶!”范成大在為官期間，就時常到此小住，游山泛湖。及其晚年以疾告退，榮歸故里，就以此為宅，自號“石湖居士”。孝宗親書“石湖”二大字以賜，被鐫刻于山石之上。范成大61歲時，曾居石湖別業一年，寫下了《四時田園雜興》60首。他用清新的筆調，描繪了石湖周圍鄉村生活的各個側面，展示出當時豐富多彩的風土民情，因而被譽為田園詩人的代表作。

　　范成大后來因嫌石湖稍遠，不能日涉，就在城中府第之南別營一圃。他閱杜光庭的《神仙感遇傳》所寫的吳民胡六子泛海、漂至范老村遇見陶朱公的故事，大喜道：“此吾里吾宗故事，不可失也!”于是題園名日“范村”，刻兩朝賜書于堂上，額題“重奎”。其北又葺古桃花塢，園中三分之一植梅。姜白石曾有《梅花令》詠此，題下注有“以宅南隔岸有圃，日梅村。梅開雪落，竹園深靜……”之句。范成大晚年，以自己平生所植梅，撰《范村梅譜》一卷。此外，“范村”也曾栽菊，范成大又撰《范村菊譜》一卷。

　　七、元朝的蘇州園林

　　蒙古部族，原為世居塞外的古老游牧部族之一，在唐稱“蒙兀室韋”。宋金對峙之際，蒙古諸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漸強盛。13世紀初，蒙古孛兒只斤部在其首領鐵木真的率領下，已先后臣服周圍諸部，統一了大漠南北。宋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鐵木真大會各部于斡難河，被尊為“成吉思汗”(后尊為元太祖)，創立了蒙古汗國，并開始大規模的西征和南侵。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取《易經》乾元之義定國號為大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亡宋，統一全國。蒙古勢力在剛進中原時，曾將北方大量民田占為牧場，為征用車馬，還強令百姓不得將馬用于拽碾耕作，使北方經濟遭受嚴重破壞。統一全國之后，為削弱漢人的反抗，還將境內之民分為4等，漢人被置于社會的最底層，這又制約了我國文化的發展。直至平息了國內大部分地區的反抗后，受中原及江南高度發展的農耕經濟的影響，元朝統現。尤其是一些文人，因不屈于外族的統治，常將山水作為平撫胸中憤懣的良方，從而使園林興建有所發展。

　　在元代，蘇州地區出現的園林仍然不少，但大多建于鄉村，城市園林較少。其原因，主要在于當時元朝的統治對城市的控制較嚴，而文人們又不愿生活在倍受歧視的壞境之中，于是“山林隱逸”的思想又將他們帶到了城鎮和鄉村。

　　高士袁易的“靜春別墅”，為元初所建。位于松江之畔蛟龍浦的赭墩，正堂稱“靜春”。園外有田疇沃野，煙波四繞。內壅水成池，累石為山。主人于堂中貯書萬卷，日以校。書為務，人稱其為“靜春先生”。建造年代較早的，還有常熟自茆的“芙蓉莊”等。光福的“耕漁軒”建于元末，是里人徐良甫的居宅。良甫有文名，往來多名士。畫家倪云林曾為之作《耕漁圖》并題詩，內有“林廬田圃，君子攸居’，之句。其司宅曾與倪云林的“清閡閣”、顧德輝的“玉山草堂”同被時人稱為最有情趣的三座園林。

　　“玉山草堂”是顧德輝的別墅，在昆山正儀鎮，園內有亭館24處。鄭元j；占在《玉山草堂記》中說：“其幽閑佳勝，撩檐四周盡植梅與竹，珍奇之山石、瑰異之花卉，亦旁羅而列。堂之上，壺漿以為娛，觴詠以為樂，蓋無虛日焉。”前有軒，名“桃源”；中為堂，日“芝云”。東建“可詩齋”，西設“讀書舍”。其后是“碧梧翠竹館”、“種玉亭”。又有“浣花館”、“鉤月亭”、“春草池”、“雪巢”、“小蓬萊”、“綠波亭”、“絳雪亭”、“聽雪齋”、“百花坊”、“拜石壇”、“柳塘春”、“金粟影”、“寒翠所”、“放鶴亭”諸勝。張大純《姑蘇采風類記》稱其“園池亭榭，賓朋聲伎之盛，甲于天下”。又說“園亭詩酒稱美于世者，僅山陰之蘭亭、洛陽之西園。而蘭亭清而隘；西園華而靡。清而不隘，華而不靡者，惟玉山草堂之雅集”。

　　“獅子林”是元時蘇州城中最負盛名的一座園林，原為前朝貴家別業。元代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天如禪師來到蘇州，其門人選此建庵，以供禪師起居之用，起名“菩提正宗寺”。因其禪師中有峰國禪師曾于天目山獅子巖說法，故又稱“獅子林”。當時寺極小，僅小庵20余楹，其外則“有竹萬個，竹下多怪石，或臥或仆，狀偌狻猊”。據稱畫家倪元鎮、朱德潤、趙善良、徐幼文曾為其造園疊石作過探討，倪元鎮還為之作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