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園驚夢，這四個字何止是一出戲。

說它是千年來中國文人的一個夢倒更貼切。

文人造園，始于魏晉

造園子的蘇州畫家葉放，說起園林的變遷史來一字未頓，呷一口茶放下杯子就從商周說起。

起先園林是皇帝和王公貴族們打獵的囿，到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了初級的池沼、土山，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古典園林發展的轉折點”。

先不說陶潛的桃花源，也不說佛教和老莊哲學的盛行，從大環境上看，南北朝時期戰亂頻頻，朝野動蕩，手無實權的文人對朝政深感無力之時就對“自然”產生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興趣。

他們向往山野，寄情山水，這種向往，不是躲避戰亂的歸隱，而是積極地向山水借智慧和品性，以求在精神上與自然相近。但苦于不能真正地與大山大水為鄰，又求在朝市中的清凈，求精神上的“隱居”，于是圈起園子，蓋起高墻，自己造山水，過上“不出城廓，而能坐享山林之樂；不下堂筵，而能坐窮泉壑之幽” 的林泉生活。

從這時起，文人和私家園林的關系就沒有割裂過。唐代的王維、白居易，北宋的宋徽宗趙佶，南宋的俞征，元代的倪云林，明代的米萬鐘、文征明、文震亨，清代的石濤(微博)、張漣、張然、李漁都是造園運動的熱衷者。崇禎七年，計成寫成中國最早的和最系統的造園著作《園冶》，計成雖然受本書的出版者、投機政治人物阮大鋮的牽連不受待見，但是《園冶》還是古典園林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著作。

也是從這時起，園林完成了從“打獵”到生活美學，從實用價值到“道法自然”的精神價值的轉變。

晚明文人最幸福

亂世往往是文藝事業以及文人業余生活中的閑情雅趣發展的高峰，魏晉、南宋、晚明都是這樣。

盛世時造園的運動并未減弱。到了唐朝，文人對山水的熱情越來越濃厚，積極參與營造園林，把詩畫情趣與園林景物連接起來，因畫成景、以詩入園，而國力昌盛，讓皇家園林的造詣越來越高。至此，中國園林已大致成熟，宋朝又因為書畫上寫意的意味更濃，讓園子也寫意起來。直到明清兩代，文人的私人園林達到了頂峰。

但在葉放看來，晚明的文人是最幸福的，晚明也是造園的最巔峰。“到了清朝，你看除了園林，從家具到瓷器，每一樣都在往上加東西，圈椅的椅背上加雕花，瓷器上的圖案越來越繁復，顏色越來越多，這在藝術上是走了下坡路的。上海的豫園，明代時修的好好的云墻，到了清朝，就把云墻改成了龍頭墻，實在是不倫不類。”“在造園子這件事上，晚明的文人們狀態最好。當時經濟發展得好，收藏家多起來，文人不再以談利為恥。也不寄希望于腐朽的朝廷了，就專心伺弄這些雅趣，像文震亨、米萬鐘，都是這方面的高手。手工業非常發達，江南這一代有名的匠人太多了，為蘇州有這么多好園子打好了基礎。晚明的文人是最幸福的，最懂得把才情放到修身養性的事情上，享受之余還留下了《長物志》這樣的書。”

封閉與開放

文人與皇家的財力不是一個檔次的，所以私家園林占地不大，就為后來文人造園手法上的一些技巧和規則提供了依據，借景、夾景、漏景等都是小園林必不可少的，對植物和山石的選擇也非常講究，沿襲下來形成了不成文的規則。

在鬧市中求清凈，高墻必不可少，封閉是幽靜的前提，所以，中國的園林與市井之間是不相通的，所謂向園外借景，借的也不過是不遠處的山和樹，與人群隔離，是中國的社區規劃中延續至今的風格。到現在還有做規劃的專業人士說，中國的社區還沒有把公路還給大家，不能自由穿行，說到底，這和歷朝歷代私人園林的封閉不無關系。“所以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公園一說”，葉放談到，“要說起公共園林的概念，最接近的就是寺廟園林。”

寺廟園林并不少，從數量上它可能是皇家園林、私人園林的數百倍，在佛教盛行的年代，風景最好之山野都有寺廟，“可惜湖山天下好，十分風景屬僧家”。相比起皇家園林的“禁閉森嚴”和私人園林的“非請勿入”，寺廟是難得的公共空間，香客們都可以進來，庶民百姓想要游園，恐怕只能去廟里了。

禪宗成為最受歡迎的一派后，它的影響通過文人士大夫階層傳向了社會的主流意識中去。

精神性的東西對山、水、石、花草來說，有不可明說的力量。日本使者從唐朝帶回禪宗思想，也徹底改變了日本的古典園林風格，苦修的精神讓日本人把原先必備的喬灌木、島嶼、小橋、水體、開花植物全部剔除，就用不隨四季變化的常綠樹和苔蘚、砂、礫石等靜止的元素打造枯山水庭院，以達到自我修行的作用。

禪宗講究農禪并重的“普請制”，就是朝廷給寺廟土地，修行的人們要耕作以求自給自足。有趣的是，因為這個習慣，寺廟園林在植物的發展上有很多新的突破，僧人們種茶，也研究花卉，牡丹就是僧人們研究出來的花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