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五一”小長假里，因櫻花一炮走紅的顧村公園再度出現人流如織的景象，都市人親近自然的熱情愈來愈高漲。但，也是最近，上海植物園的高級工程師、園林專家鄔志星卻經常接到友人求助：“為什么踏青歸來感覺頭暈目眩？”

　　他們不知，這是“花中毒”。“市民外出會情不自禁撲向自然的懷抱，卻不知野外有許多有毒植物。例如，在郁金香叢中逗留2小時以上，可能會頭昏，嚴重的還會脫發。”

　　在上海植物園工作了30年，鄔志星人稱“花博士”。在感嘆現代人“愛植物、但不懂植物”怪狀的同時，這位做了30年自然科普的“老園林”更憂心這一怪狀的根源：校園“植物教育”漸行漸遠。

　　游客竟與“毒花毒草”親密接觸

　　“五一”前的周末，鄔志星帶著他自己調配的肥料和種子，走進徐匯區圖書館。作為上海風景園林學會科普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上海青少年科普促進會理事，出入社區、圖書館、學校做自然科普講座已經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這天，他的講座題目是“家庭花卉養植”。剛一坐定，鄔老發話：“上海人很喜歡花，但是卻不認識花、還不知道怎么養花！”原來，春天里市民外出踏青增加，結果卻搞不清所看何物，是櫻花、梅花，還是桃花？春雨一下，也有不少人，翻種新植，但不出幾日，花給“種死了”。

　　比這更嚴重的是，踏青歸來的友人還患上“花中毒”的毛病——春游時，因誤食、誤聞、誤碰有毒花卉、植物，引發頭暈、腹瀉、咽喉腫痛、口舌麻木等不適。鄔志星提醒，有些植物不適合室內種植，擺放位置不對反而有害。比如茉莉花不要長時間放在臥室里，毒性易導致脫發。

　　相比之下，有較強制氧能力的仙人球，能吸收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有害氣體的吊蘭，特別擅長吸收廚房油煙、煤氣的冷水花等，比較適合醫院、工廠、家庭等場所種植。

　　被擠到邊緣的校園“植物教育”

　　作為老一代園藝學家，鄔志星對校園里的“植物教育”現狀憂心忡忡。“現在學校里往往是松柏一路排開，一點沒有學校的特色！”

　　鄔志星對校園植物有自己的理解：讓孩子從植物的花開花落中感受四季變化，了解神奇的生態鏈，以及氣象對生物的影響；同時，“植物教育”還包含濃濃的人文情懷，讓孩子理解“三月春風似剪刀”、“紅樹蟬聲滿夕陽”等意境。

　　他告訴記者，日本、韓國的幼兒園和中小學的“植物園”，設有“引種區”，專門引進一些瀕臨滅絕的種子，一來，讓這些植物得以繁衍；二來，也是一種由生命引出的環保教育，讓孩子懂得如果不珍惜植物，植物會不斷消亡，生命也將難以延續。

　　“我們也曾有過類似的植物教育。只不過，得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彼時，鄔志星是上海植物園的科普部主任，每當有學生來植物園春游，他就做起“科普導游”，帶著孩子們識別植物。那時，他的科普工作日程排得很緊，不僅要出入學校帶領孩子探索自然，還要組織少科站植物興趣小組的學生、學校里的科學常識老師深入大山，考察植物。

　　過去幾年，鄔老退休，科普時間多了，但找他的人卻少了。“現在，只有逢世界地球日、環境日，才會找我去做講座，可45分鐘一堂課能講些什么？”

　　前些年，少科站和少年宮合并為青少年活動中心，鄔志星發現，唱歌、跳舞藝術考級輔導班，英語、數學、作文培訓班異常紅火，而生物、化學等自然科學活動難以開展。

　　“我明白，家長、學校都要立竿見影的東西，植物教育短期內是出不了獎牌的，在學校里自然常識課程算是副課，更不要妄談植物教育了。”鄔志星說著直搖頭。

　　竺可楨式自然科學人才難覓

　　近些年，個別學校開始重視“植物教育”，邀請鄔志星前去設計一些校園植物園。在宜川新村幼兒園，鄔志星帶領科學常識老師，在校園里建了一個“達爾文生物探索園”。孩子們可以冬天看臘梅、春天看桃花、夏天賞睡蓮、秋天聞丹桂。這里有垂直的爬藤植物，還有小水池內的水生植物。鄔志星說，這個探索園不僅讓孩子感悟“葉落老一年”的生態變化，在孩子心中還能播下探索自然的興趣種子。

　　學生也喜歡聽鄔志星說植物的故事。比如，茶幾上的水果和鮮花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因為植物在成熟過程中會自然代謝出乙烯，這會加速水果成熟。為什么水果買回來要盡快吃掉？因為水果其實是“活的”！人們把水果放進塑料袋，第二天就會發現塑料袋里出現了水汽——那是水果在呼吸、在釋放二氧化碳。所以如果水果久放未食，營養幾乎為零。

　　但，大環境讓孩子接觸自然科學的機會太少?，F在盡管有不少學校開始請鄔志星去指導校園植物教育，但鄔老告訴記者，他依然會接到不少科學常識老師的“緊急求助”電話：“鄔老師，植物銘牌掉下來了，我們不知哪個名字對哪種植物，還請您來看看！”

　　由于學校里“植物教育”缺位太久，科學常識老師也多為“植物盲”，沒有能力帶領孩子認識植物，以至于學校春游多淪為“吃零食大會”。

　　鄔志星感嘆，植物教育重回校園還有一段路要走，但自然科學后繼乏人又讓這個問題變得緊迫。“現在，社會上經濟很熱，校園里學生一股腦地讀經濟、學金融，只怕未來都是金融人才，再難出現竺可楨式的自然科學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