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維克多·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寫道：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入夏以來，從北京到廣州，一場又一場的暴雨讓人們再次領略了“不堪一擊”的城市排水系統，也令城市規劃和管理者面臨前所未有的尷尬和考驗。 

　　據民政部最新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6月30日，今年上半年全國有2.9億人次因各類自然災害受災，直接經濟損失達1420.3億元。雪災、火災、暴雨，身處城市中的人們該如何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越來越多的城市災害原因何在？又應該如何解決？ 

　　日前，記者專訪了國家減災委專家委副主任、北京師范大學地表過程與資源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史培軍。在堆滿了書籍和地圖的辦公室里，史培軍和他的團隊已就“城市合理布局與防災減災體系的建立”這一研究項目做了10年以上的研究。面對近期北京、武漢、廣州等城市暴雨成澇的現象，史培軍表示，“城市規劃不尊重自然地理格局”是形成災害的主要原因。 

　　城市受災責任在建設者

　　記者：為什么今年入夏以來，人們感覺城市因下雨而導致的災害越來越多？ 

　　史培軍：究其原因是城市規劃沒能遵循原來的自然地理格局。6月23日北京暴雨中，積水嚴重的地方都是把原來的水系網格局改了的地方。中國自古以來的城市規劃是追求幾何美，規劃理念是美觀的協調，不是景觀的協調，其實城市本身并不存在一圈、兩圈、越攤越大的環路型的自然地理格局。反之，西方的城市規劃多是按照城市所在地自然景觀格局依山傍水而建。所以，我們的城市規劃缺乏遠見，太不尊重和沒有考慮到大城市布局和原來自然地理格局間的協調，從而導致了大城市病的出現，來大雨成水災，下大雪成雪災。 

　　記者：如果以6月23日北京暴雨后的積水狀況為案例，可否請您分析一下積水比較嚴重地段的形成原因？ 

　　史培軍：這是城市建設者的責任，北京的總體地勢是北高南低，此次暴雨正好也集中在西南部地勢偏低的地區。比如積水嚴重的蓮花橋，這里本來就是原來的河網，是相對地勢低洼地段，在這樣的地勢情況下還又向下挖了一個下沉式的橋，使此地成為逢雨必澇的場所之一。同理，去年北京的大雪，許多車輛都因為太陡而爬不上上拉式的西直門橋，造成大堵車。在南方少雪的地方，立交橋可以建得坡度大些，但是像北方這樣的多雪城市，建設者就不能用平均設防能力代替特殊地段的設防能力，不能每次發生災害后都推脫說“這是50年一遇的、幾十年一遇的現象”。 

　　記者：可否請您具體解釋一下“平均設防能力代替特殊地段的設防能力”？ 

　　史培軍：城市處于一個網絡化連通的關系，沒有從平均設防水平提高到特殊地段的設防能力加強，就會導致由于一個地方出問題，通過其網絡和樞紐地段的問題而殃及全身。一場大雨好比對一個城市的不同設防水平做了一個統一測驗，高的設防水平必然也受到低的設防水平的殃及。比如舊的大院、舊的社區的排水能力和除雪能力弱，大雨或大雪來的時候也是專挑薄弱環節打。當然，現在城市防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是在提高，設防水平也在提高。 

　　“我們的應急預案都是戰略性的”

　　記者：目前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的城市應急預案發展水平如何？ 

　　史培軍：總體來說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應急預案方面做得還是比較好的。北京市突發事件應急委員會（簡稱市應急委）由市長郭金龍牽頭，將主要突發事件劃分為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四大類、23分類、51種，我本人也是北京市應急委的專家，可以說重視程度是高的。但是為什么在面對突如其來的雪災、水災時市民的感覺還是沒有明顯改善，或是沒有根本上的改變，我個人認為應急預案中過多的理論性的、程序性的、普遍性的操作方式難以應對每次災難個性化的東西，做不到隨機應變。 

　　換句話說，我們的預案都是戰略性的而不是戰術型的，可以想到大暴雨來了怎么辦，但是沒想到像6月23日在晚高峰的時候來一場大暴雨且降落在城市相對低洼的地方該怎么辦，每一次的災難都不一樣，無法預測，缺乏靈活和細致的考慮。所以說總體在改進，局部在惡化，沒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善。
　　
　　記者：市民在面對城市自然災害時應做出怎樣的應對？ 

　　史培軍：關系到個人，我們在防御極端事件中的防范風險意識還沒有建立起來，對遇到自然災害時的反應和認識程度還遠沒有達到相應的水平。從這一點來說，中國老百姓的防災意識比日本老百姓差了很遠。不懂最基本的概念，在大災面前，對事情的嚴峻性估計不夠，沒有防御風險的基本邏輯，是保命，還是保財產? 6月23日在大雨中推車被卷入下水井中不幸身亡的兩名20歲左右的小伙子就是例子。缺乏最基本的風險防御意識，缺乏在災難面前逃生的觀念造成了慘劇的發生。 

　　“南水北調”還是“北人南調”？ 

　　記者：您提到的城市建設應該遵循自然規律，但是像北京、上海這樣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土地和水資源非常有限，像國外依山傍水而建的可行性有多大？ 

　　史培軍：這就回到了要解決城市病這一問題的根本對策，即城市的規模是要有限制的，不應該無窮地增長。對任何一個特定自然地理區域的大都市來說，它的自然負荷能力都是有限的。“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而不應該是更麻煩。我認為到了大力度限制大城市人口急劇增長的階段。 

　　人口增長負擔過重和過快的城鎮化都使得人地矛盾、人水和人與自然負荷的資源的矛盾日益緊張。 

　　記者：如果嚴控城市外來人口，是不是也影響了更多人追求教育、醫療等優質生存條件的機會？ 

　　史培軍：一個地區的城市發展是有限度的，在北京這樣一個平均降水量500毫米左右、平原占不到1/3的地區，要養活近2000萬的人口，壓力可想而知，而且這一數據還在不斷上升之中。尤其是這幾年的水荒，就顯得非常突出。南水北調工程還在進展之中，目前還難以發揮作用。但是另外一種聲音，“北人南調”是否可行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 

　　至于控制外來人口是否限制了一部分人的權利，首先城市的發展要保證已有居民的生活質量，其次要真正解決好進城務工人員的生活質量，并不是單純讓他們進城就可以了。進城不是根本問題，收入低、缺乏高質量教育和公共衛生資源才是他們進城的根本原因。試想如果加大了對農村、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同時提高農民收入，靠提高生活質量縮小城鄉差異而不是單純涌入城市，大城市人口過多的問題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