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總跟人們講歷史，拆掉歷史街區(qū)、歷史建筑，對您這樣的歷史學家有什么影響？

　　侯杰：我研究的是中國近代史，對天津城市史特別關注。1860年天津開埠以后，列強入侵，在海河兩岸建立租界。天津曾有九國租界。這里集中了各式各樣的中外建筑，是活生生的“萬國建筑博覽會”，這是天津成為我國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原因。“近代中國看天津”，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各地游客來天津，除了吃“狗不理”包子、嘗“耳朵眼兒”炸糕，就是要逛逛“五大道”，看看小洋樓。

　　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清醒地意識到要保護這些小洋樓，但在有的地方，它們還是慢慢消失了。這些建筑被拆掉之后，咱們再怎么說歷史似乎都缺少有力的依據(jù)。

　　在歷史上，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會長雍劍秋在天津建了一個西湖飯店。他過去一直僅僅被當成軍火商人，實際上他加入了基督教青年會后，做了不少好事，像成立養(yǎng)真社、開展廢娼運動等等。我過去經(jīng)常帶學生去看他的建筑，但這些年都不見了。

　　在歷史現(xiàn)場、老建筑里講歷史，跟在學校教室里講，是不一樣的。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一座歷史建筑更是勝過千言萬語。歷史建筑是有生命的。那些僵硬冰冷的水泥和木材因為有歷史人物的生活和歷史故事的發(fā)生而擁有生命。中國人是個歷史精神非常強的民族，人們關心自己、家庭、文化的來龍去脈。通過尋找歷史建筑，能增強人們對城市的文化認同感，提高幸福指數(shù)。

　　現(xiàn)在我上街，總會帶著相機，拍一些建筑。我有一個美國朋友，是猶他州立大學的教授，有一次他跟我說，他手里有的照片是我沒有的，那是他十多年前到天津時拍的。這些年里，有不少建筑消失了，真是無奈！

　　記者：實際上，現(xiàn)在很多地方、很多官員都非常注重挖掘本地的文化資源。有的地方要建“中華文化標志城”，也有一些地方爭奪名人故里，甚至小說《金瓶梅》中西門慶的故里，也有人去考證。

　　侯杰：從表面上來看，名人故里之爭，是對文化資源的重視，但也隱含著某種利益追求。弘揚中國文化的心理大家都能理解和尊重，故意的惡性炒作就另當別論了。

　　至于把有歷史價值的建筑拆完以后，另造一條仿古街區(qū)的現(xiàn)象，簡直就是真古董不要，造假古董。很多官員搞拆遷，以為這樣可以補救。有時主政者的愿望是善良的，但是決策失誤，成為敗筆。拆掉的，不可再生了。歷史的這筆賬找誰買單？

　　記者：據(jù)說現(xiàn)在我國約有180多個城市要建國際大都市。很多地方建設地標性工程，不斷刷新“第一高樓”的高度。日本媒體近期報道，中國已經(jīng)建成了10座以上高于日本第一高樓的建筑，還有大城市正在建造600米高的超高層建筑。您對此怎么看？

　　侯杰：中國人向上發(fā)展的愿望，最近這些年得到充分實現(xiàn)。前幾年比電視塔的高度，現(xiàn)在又爭建“地標”，價值究竟多大，值不值得這么做，恐怕真的要考慮。建高樓滿足了“城市形象”的簡單要求，但也要考慮老百姓呼吸在什么地方。像香港的中環(huán)確實高樓林立，但也不乏市井風情。

　　這些年，我們看到各種奇怪的建筑式樣都來到中國了。只考慮某個建筑的設計，不考慮整體環(huán)境以及與周邊環(huán)境的和諧，也會出問題。有的建筑很漂亮，設計也不錯，但接不上這個城市的地氣。“和諧之美”是很重要的，不要弄得驢唇不對馬嘴。

　　有些城市在強調(diào)統(tǒng)一規(guī)劃的時候，違反了規(guī)律。比如，天津正在整修街道商戶的招牌，不同類型的商店，招牌弄成一個樣子，弄得基本的廣告功能都降低了。臺北、香港吸引人的那些商業(yè)區(qū)，招牌林立，特色分明，不僅構成整體的區(qū)域特色，還散發(fā)出強烈的商業(yè)氣息，展現(xiàn)出城市的活力。商業(yè)社會有多年運作形成的模式和文化，應該尊重。

　　我贊成城市的大力開發(fā)，但在書寫新的歷史時，要給傳統(tǒng)的歷史文化一個合理的位置，千萬不要把歷史當成包袱。在城市品牌的塑造中，請中國文化學者參與其中是必須的，也是必要的。

　　另外，決策者應該充分尊重公共輿論，真正傾聽當?shù)厝恕⑽幕瘜W者對保護歷史文化的肺腑之言。即便有些不那么順耳，也不能排斥。我認為，不論做什么，都應該有一點歷史知識。主政者有一點歷史知識的話，有些事情會做得稍微明智一些。城市怎么發(fā)展、怎么創(chuàng)造，有歷史規(guī)律。越是在處理國家大事的時候，歷史經(jīng)驗越是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