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婷婷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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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規劃爆炸式增長卻缺少有效評估和監管，“換一屆政府換一張規劃圖”，一些出自外國設計師之手的標志性建筑破壞了城市空間和形象，品牌營銷上演“暴發戶附庸風雅”的鬧劇——這些正在成為當前國內許多城市建設的文化“通病”。

　　由教育部《中國都市化進程年度報告》課題組、上海交通大學都市文化與傳播研究院主持完成的《2011中國都市化進程報告》近日在上海發布。報告指出，城市規劃的“過度化”、城市品牌的“低俗化”與都市主體的“離心化”，正日益演化為影響和制約中國都市化進程的三大問題。

　　“富饒的貧困”

　　規劃熱引來新的大拆大建

　　上海交大都市文化與傳播研究院院長劉士林教授表示，“規劃缺乏”和“亂規劃”曾是影響中國城市發展的主要矛盾，“規劃跟著項目走”和“根據投資需要調整和修編”，對很多城市已造成無法挽回的破壞與損失。最大的后遺癥是城市空間形態的同質化和城市經濟功能的批量復制。新世紀以來，規劃意識大大強化，但受中國城市綜合素質和發展水平的局限，加上實際操作中換得太快、操之過急，“換一屆政府換一張規劃圖”和各種雷人“規劃”頻繁出臺，中國城市正迅速地由“規劃不足”走向“規劃過度”。

　　專家表示，城市規劃在爆炸式地增長，在論證、編制、出臺和實施過程中卻缺乏有效的評估和監管程序，眾多規劃不但沒有引導城市走向“理性的增長”，反使城市頻繁陷入新一輪的“大拆大建”，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并深度干擾了城市空間的自然演化與歷史延續，其危害呈幾何級數地增長。據悉，成都新上項目、傾資40億打造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園，使原建于2007年的老園僅僅3年就棄之不用。

　　劉士林將這種“規劃過度”稱為“富裕的貧困”，認為規劃不足或不科學固不足取，“過度規劃”一樣也會影響城市的健康發展。表面上很繁榮的規劃并未從根本上改變以“產業同質競爭、項目重復建設、空間批量生產”為主要特征的城市粗放發展模式，反而淪落成為吸引眼球的城市形象炒作、政績工程的工具。各種“雷人”規劃層出不窮。各城市規劃內容雷同、相互因襲，幾乎每個地方都有似曾相識的文化產業園區、市民廣場、商業一條街、名勝風景旅游區、城市標志性建筑等。

　　“折騰城市”游戲

　　文化建設低俗雷人缺創意

　　眼下，很多城市群都提出了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大致相同的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將在城市之間形成更大規模的結構趨同和同質競爭。這與城市群的本義——建立區域內合理的層級分工體系及解決單體城市間的惡性競爭——背道而馳。

　　“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產業已成為‘折騰城市’的新游戲。”劉士林這樣說。

　　國內不少城市試圖改變“物質發達而文化簡陋”現狀，在文化建設上乞靈于“干一件文化大事”，但因缺少了深層、長期的文化精神積淀，時常上演“暴發戶附庸風雅”的鬧劇。

　　建標志性建筑是其中一件。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都市近年來的一些標志性建筑，大都出自國外設計師之手。由于意識形態、文化傳統、藝術觀念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一些“洋氣十足”的標志性建筑本想提升或展示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實際上卻日益嚴重地破壞著寶貴的城市空間和形象。“這種戰略在智力與審美水平上，與一個一心追逐LV包的小女孩并無本質差別！”專家總結道。

　　在城市品牌營銷上，國內城市眼下普遍存在粗制濫造、缺乏創意和低俗雷人的傾向。有媒體曾將國內城市打造的品牌歸為四種基本模式：一是某某之都或某某之城，有什么資源，有什么產業，填上就得；二是由蘇杭領隊的“天堂在人間”，使天堂、仙境、伊甸園成了許多城市的標簽；三是以“桂林山水甲天下”為主題的“山水類”口號；四是給西方做“二房”，曾喊出“東方日內瓦”口號的就有石家莊、秦皇島、肇慶、昆明、大理、巢湖、無錫、上海崇明等。以“色相”為主題的城市品牌營銷和形象傳播也流行一時，如山東某地的“西門慶”文化旅游規劃、江西某地的“一座叫春的城市”等，表明一些城市在經濟利益誘惑下已喪失基本的文化底線。

　　都市人精神離心

　　蝸居不易，逃離更不容易

　　“同城異夢”、“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精神離心運動，也是當代中國城市普遍的文化病。報告認為，高房價現實下的城市“居大不易”，引發了“逃離北上廣”和“大城市偽幸福”現象和對城市社會空間的懷疑、警惕甚至厭惡心態，也刺激了人們對生活質量的關注。2010年，對城市生活成本和生活質量的關注正在取代“競爭力”、“GDP排名”、“總部經濟”、“投資潛力”、“百強”等硬實力排行榜。“蝸居不易，逃離更不容易”，正成為當代城市人痛苦、艱難的生存寫照。如何通過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切實努力，重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圖景，是中國城市面臨的最重要的理論問題和最需要解決的現實矛盾。

　　專家表示，在中國都市化進程中日漸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會日益侵吞和解構城市美好生活本質，損害人們對城市懷有的熱愛和夢想，威脅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亟待疏解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