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態的概念（environmental concepts）根植于西方古典哲學性的研究框架論與方法思維和由其演生出的經驗主義哲學（empiricism），其中包含兩點重要的思路：一是從局部（components）到整體（wholeness）的分析過程，復雜的整體被認為是由特定的簡單元素構成，從局部元素到整體的分析方法是適合的并可以達到最終客觀結論的途徑；二是強調客觀事物的演變過程（evolution），事物的存在有其時間意義上的關系（chain of being），歷史的方法可以幫助理解研究對象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在內的完整的序列關系。作為西方社會與自然科學思想的重要部分，形態的概念廣泛的被應用于傳統歷史學、人類學和生物學研究。形態的方法用以分析城市的社會與物質環境可以被稱為城市形態學，在英文文獻中以urban morphology、urban form或urban landscape表達。斯盧特（Schlter, 1899）、索爾（Sauer, 1925）、和康澤恩（Conzen, 1960）對城市形態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基礎性貢獻，其中索爾在“景觀的形態”一文中指出：形態的方法是一個綜合的過程，包括歸納和描述形態的結構元素，并在動態發展的過程中恰當的安排新的結構元素。城市形態的概念在建筑學、城市規劃和城市地理學等學科已引起廣泛的關注，廣義的城市形態研究包括社會形態和物質環境形態兩個主要方面。不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與層面對這一概念有不同的認識，在本文中城市形態可以被定義為一門關于在各種城市活動（其中包括政治、社會、經濟和規劃過程）作用力下的城市物質環境演變的學科。在探討城市形態研究自身的進一步整合以及城市形態與城市規劃和城市設計的關系之前，有必要對廣泛的相關理論研究作一回顧。為了便于分析討論，將之作以下歸類：城市歷史研究、市鎮規劃分析（town plan analysis）、城市功能結構理論（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政治經濟學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環境行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建筑學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和空間形態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1、城市形態相關理論回顧

　　1.1城市歷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學者培根（Baken, 1976）、吉爾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喬伯格（Sjoberg, 1960）等對傳統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貢獻。他們的著作除了詳盡的描述了西方城市歷史形態演變過程之外，亦討論了引起其變化的原因。如斯喬伯格在《工業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敘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離，隨著城市的出現與發展，人類最終出離了原初的狀態。城市的發展同時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復雜的能滿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質環境，人們從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許多學者所認為，城市是人類歷史上繼農業生產之后的第二個意義重大的創造。”傳統中國城市同樣吸引了廣泛的研究（董鑒泓， 1982; 賀業鋸，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兩種城市形態思想影響了傳統中國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禮》（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記”，其中所強調的“圍合城墻”、“南北軸線”、“宮城居中”和“對稱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中國傳統的倫理與哲學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漢），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導自然的哲學，人類的居住環境應和自然環境相協調，在城市建設中，人們可以利用環境條件達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則反映在《周禮》和《管子》中，互相補充構成了獨特的中國傳統城市形態理論，并且影響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中占有顯著的位置。盡管上述城市歷史理論著作較少直接提及傳統經驗對現代城市建設的意義，但是它們已經并將會繼續對現代學術及實踐領域產生深遠影響。

　　1.2市鎮規劃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鎮規劃分析起源于歐洲中部，以德國的斯盧特（Schlter, 1899）為代表的“形態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論基礎。“形態基因”在康澤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進一步發展，通過分析歐洲中世紀城鎮，規劃設計元素被劃分為街道和由他們構成的交通網絡；用地單元（plots）和由它們集合成的街區；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創立并運用以下概念方法：“規劃單元”（plan unit）、“形態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態區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態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塊循環”（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鎮邊緣帶”（fringe belts），康澤恩的研究在英國形成了康澤恩學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鎮邊緣帶”的影響最為廣泛，這一概念指城鎮邊緣由混合用地構成的動態帶型區域，其存在是城鎮歷史發展的普遍現象，對這一“不穩定”區域的研究有助于對城鎮發展演變的理解，并進一步為規劃管理提供建議。康澤恩對城市形態研究的貢獻可概括為五點：（1）建立了基本的市鎮規劃分析體系；（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獻中使用完全的過程演變的方法；（3）確立以獨立的基本地塊為研究單位；（4）使用詳細的地圖配合實地調研和文獻分析的研究方法；（5）發展了城鎮景觀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國伯明翰大學地理系的城市形態研究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繼承和發展了康澤恩的思想，是目前這一領域最為活躍的學術組織之一（詳見：http：//www.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近年來，他們的影響已逐漸由歐谷凱　城市形態的理論洲擴展到了整個西方的城市研究學術領域。盡管市鎮規劃分析研究發展出許多分支，例如對建立城市“規劃控制”和“發展管理”原則的應用，但它對舊城保護實踐的意義依然最為重要。

　　1.3城市功能結構理論（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國的形態理論有兩個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被稱作文化形態研究的伯克利學派，它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芝加哥學派，這一學派運用折衷社會經濟學理論強調城市用地分析。在社會學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創立了同心圓理論的基礎上，霍伊特（Hoyt, 1939）發展出扇形區理論，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發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論。20世紀50、60年代以后，他們及其追隨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廣泛影響。城市功能結構理論作為城市形態研究的一部分是因為它關注城市用地，而規劃和建筑設計僅被視為城市用地的載體。另外，相對于解釋城市內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結構理論，克里斯托爾（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間的空間及規模關系。城市功能結構理論反映了從社會經濟學角度研究城市用地發展關系的城市形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