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問題上，我是先進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對的”。這是梁思成先生在上世紀50年代初對時任北京市市長彭真說的話。

　　他在1957年說：“在北京城市改建過程中對于文物建筑的那樣粗暴無情，使我無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

　　他在20世紀60年代曾作出這樣的預言：“城市是一門科學，它像人體一樣有經絡、脈搏 、肌理，如果你不科學地對待它，它會生病的。北京城作為一個現代化的首都，它還沒有長大，所以它還不會得心臟病、動脈硬化、高血壓等病。它現在只會得些孩子得的傷風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長大了，我們不應該走別人走錯的路，現在沒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門科學，但是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看到北京的交通、工業污染、人口等等會有很大的問題。我至今不認為我當初對北京規劃的方案是錯的。”

　　梁思成確實非常強硬，盡管1955年他遭到了批判，在那場批判中，林徽因撒手人寰。

　　2009年，北京東城區火藥局互動遭受大范圍拆遷。北京胡同至今已有700多年歷史，它是久遠歷史的產物，是北京文化的象征，更是老北京人的文化遺產。但由于北京城市發展進程的加快，許多胡同遭到拆除，老北京的胡同建筑與內在的胡同文化在逐漸消失

　　梁思成先生的痛苦

　　梁思成先生逝世前，曾在病榻上對陳占祥（編者注：著名城市規劃專家）先生說：“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對祖國一 定要忠誠，要為祖國服務，但在學術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 。”

　　梁思成先生的痛苦，來自他與陳占祥先生1950年擬定的《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不被理解與接受，以及此后北京城遭遇的悲劇性命運。后來，這 一“ 建議 ”被稱為“ 梁陳方案 ”。

　　我是1991年到新華社工作的，從那時起，如何解決北京的交通擁堵問題，一直是我關注的課題。北京修了那么多條環路，那么多立交橋、放射路，而為什么城市的交通卻是越來越堵？

　　有一天 ，我讀到了“ 梁陳方案”，心中豁然開朗——這個方案不僅僅是為了保存作為偉大遺產的北京古城，它更是一個推動 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計劃。它告訴我們，必須平衡地發展城市，要在全市范圍內促進各個區域居住與就業的平衡，不能搞得市中心全是上班的地方，郊區全是睡覺的地方。只有平衡地發展城市，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跨距離交通的發生，使北京成為便利而藝術的首都。

　　而今天的北京，正是落入一個單中心的城市結構，才使得那么多市民必須進城上班 、出城睡覺。試問，多大規模的基礎設施 才能滿足這樣的需求？以這樣的結構來布局一個巨型城市，它能不堵嗎？這種因為戰略選擇不當而導致的擁堵，光靠架橋修路這種技術手段來解決，能成功嗎？

　　新中國成立之初，北京城內人口密集，在市中心建設中央行政區，必導致大規模拆遷。“ 梁陳方案” 認為： 此項決策關系 北京百萬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北京作為故都及歷史名城，大量的文物及城市的體形、秩序不容傷毀；這樣遷徙拆除，勞民傷財，必產生交通上的難題，且沒有發展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