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建筑大師沙里寧說過這樣一句話：“城市是一本打開的書，從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負。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說出這個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

　　從理論上講，每個城市都應有自己的文化肌理和文化結構，尤其是像北京、上海、西安、重慶、蘇州這樣的名城，更是以鮮明強烈的區域性文化特色來形成明確的城市風范，讓人過目不忘。而這種文化的底蘊一方面是通過語言、稱謂、觀念、習俗等無形的文化形態體現出來，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建筑、街道、山川、河流、雕塑等構成城市的一系列有形景觀要素而體現出來的。缺乏文化底蘊的城市景觀建設就是沒有內在精神支撐的“脆弱的都市”，是造成“千城一面”的罪魁禍首。

　　很久以來，我都在試圖以一種簡略的語言概述出合肥市的景觀文化特色。當1803年的傅國城圖只能成為史書中發黃的一頁，讓我只有在想象中復原老合肥的記憶；當推土機的隆隆聲提醒我淮河路上的李府老宅已不復存在，從此只能茫然面對孩子“是真的還是假的”的提問；當對環城公園“四季秀色環古城”的自豪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得麻木甚至不好意思再提及；當穿越在混凝土的森林中我無法識別這是合肥還是千百個類似的內陸城市時，我明白，這座城市的文化特色已有隱退的跡象。

　　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建設日新月異的今天，如何在城市景觀建設中更多地關注城市文態保護，以下是筆者的一點思索：

　　一、注重歷史文態保護

　　城市歷史文態所蘊含的豐富的歷史意義、文化意義和社會意義，對于人性的形成、人的素質和品格的培養，以及不同民族性格與精神的造就，具有重要的影響和作用。保護歷史文態是塑造城市特色、保證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我曾無意中在一本書中發現，合肥市南淝河與四里河交匯處即是合肥漢代古城遺址，驚訝欣喜之余，也為自己貧乏的歷史知識而感到汗顏。據考證，古合肥雖不居于客旅要途，少有文人墨客，但兩千年的歷史也同樣孕育了許多轟轟烈烈的戰事和美麗凄楚的愛情故事、詩詞題詠。如何保護即有的歷史文化資源，并在現實的城市景觀營造能夠詮釋這些故事的場景，并不只是文物保護部門的職責，而更是城市規劃工作者不可推卻的責任。

　　仇保興曾用過這樣一個比喻，以拆除鬧市中的古建筑而換取該地塊的土地經營權，就如同將故宮的銅鼎熔化而取其銅，或是用古代字畫的紙漿造紙。欣聞合肥“三國新城”

　　遺址公園建設在即，只想提醒建設者的是，旅游開發固然重要，但保護遺址更為迫切，畢竟這是合肥唯一一塊千年以上地面遺存（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如果對這僅僅20多公頃的用地都不肯放過，而要以復原三國新城的名義在遺址上大興土木，興建一座座貌似雄偉的仿古建筑，將會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當然，考慮到公園的市場效益，建議向東、西擴大用地范圍（統計數字表明，主題公園的用地規模在45至60公頃較為適宜），以護城河內的新城遺址為核心，在遺址外圍適當建設一些反映三國時期生活、生產方式以及再現三國戰事、具有一定參與性的軍事博物館或旅游開發項目等。類似于此，在即將建設的森林公園范圍內，也可借助南淝河與四里河交界處“古漢城”的題材，在漢城原址設立紀念性標志物，保護并修復已遭到嚴重破壞的遺址，以歷史的原真性告誡后人，這兒曾是一塊歷史的土壤。

　　二、注重建筑的文化特色

　　建筑是石頭的史書，是反映城市特色的最直接的要素。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外灘、皖南的徽派建筑，無不是以其鮮明的建筑特色鑄就其獨有的文化特質。然而，富含地方特色的現代建筑并不是一味地仿古或是千篇一律，盧浮宮前的金字塔同樣形成了一種和諧美，梁思成先生倡導的“中而新”建筑也曾熠熠生輝，一切新生的、離奇的甚至是叛逆的建筑，都有可能在這個包容的城市找到自己的位置，關鍵是看它能否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一種平衡與和諧。以合肥為例，最能體現地方文化特色的徽派建筑在市內并不多見，環城公園以外更是難覓蹤影，即使是公園周邊的建筑，也是與園內毫無聯系，缺乏呼應空間，很難形成鮮明完整的特色空間。市內的建筑由于缺乏城市設計引導，基本上是各自為政的“萬國建筑”，城市空間零亂無序，識別性差。建議在老城區，采用城市設計的手法，對建筑形式、色彩、體量合理引導，形成與傳統建筑協調的現代建筑風格，為有效疏解老城容量，形成尺度合宜的城市空間，老城區內盡量少建大體量建筑和高層建筑。而老城區外，則提倡大規模成片開發模式，在強調識別性的同時，形成較為統一的區域建筑風格，創造富含地方特色和現代人文特色的城市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