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

　　國際政治學家眼中的生態環境問題依國際政治學家眼光看，生態環境問題是可以從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興趣研究的，哪怕從國際問題研究（而非國內問題研究）這樣一個大范圍來看亦是如此。

　　第一個主要的角度，主要從經濟出發，更多反映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興趣，叫作“可持續發展研究”。所謂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要能力的發展；它要求在考慮經濟增長的同時，注重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的相互作用，力求實現一種比較協調、均衡、有連續性的發展。這方面的研究和認識，可以追溯到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在兩個世紀以前寫下的《人口原理》，簡單說，作者的預測是，如果聽其自然，人口增長會呈現幾何圖式（2、4、8、16……），而人類所需的食物的增長最多是算術方式（1、2、3、4……），最后的結局當然十分悲慘。到本世紀50至60年代，歐美一些科學家和經濟學家開始研究人類的生產活動、科學技術改進和資源消費方式之短期和長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為“增長的極限”的《羅馬俱樂部報告》，這份報告及其他類似的文章、專著的一個共識是：如果人類繼續現有的科技開發方式、人口增長速度和資源消耗結構不變，那么，地球的生態環境將遭到嚴重破壞，資源有可能耗盡，世界人口和工業生產也將最終發生非常突然、無法控制的崩潰。8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萊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對可持續發展觀首次做了系統闡述，它分析了經濟發展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如土地沙化、資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體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資源基礎、開發再生資源等途徑。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續發展研究也逐漸從學術界的議論變成了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和一些國家政府的議事日程。1972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首次召開了《人類與環境會議》，提出了“只有一個地球”的口號；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會議，并首次向國際社會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呼吁；1992年聯合國再次召開世界各國首腦會議，最后通過的《環境與發展宣言》（又稱《里約宣言》），正式確立可持續發展是當代人類發展的主題。最近，在1997年年末，為了使21世紀的地球免受氣候變暖的威脅，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開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三次會議（又名“防止變暖京都會議”），并最后通過了《京都協議書》，達成了各國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這里，歸根到底，“發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續性”是它的舊有特點，而“可持續”乃一新的屬性。從國際政治視角分析，這種發展觀使國際關系具有了一種動態的面目，一種在外延上、規模上不斷擴大的形態，但它并沒有告訴我們，在這種過程里各種行為體以什么樣的方式存在和發生作用，為什么會有這樣而不是那樣的行為。因此，可以說，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分析，是國際政治學觀察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基礎，但它還沒有解決國際政治學家們關心的問題。

　　第二個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謂“古典的國際政治分析”確定的，它的通用說法是“生態環境問題引出的安全考慮”。在傳統國際政治學家關心的這一領域，主要的研究興趣在于地理及范圍更大的環境要素對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和國家主權等方面的影響和作用上面，這些研究興趣不象“可持續發展觀”那樣只是最近幾十年才明確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隨著民族國家的生成一道出現的東西，而是從很久遠的從前便具有的思想線索。對于很多國際政治學家來講，要透徹了解國際政治事務，必須參考“一系列環境要素，不論它們是否屬于人類的范疇，也不管它們有形還是無形”。［注2］因此，亞歷士多德就曾經討論過海洋和氣候對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響，到了近代西歐更出現了讓·博丁和孟德斯鳩等人的“地理決定論”，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歐美國家出現了以麥金德、馬漢、斯皮克曼、拉采爾、豪斯浩佛等人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學派，到了二戰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來，人口及資源、技術要素等全球性課題的顯現，促使越來越多的國際政治學家去分析人口、資源、地理、氣候及廣義的生態環境對國家實力、戰爭沖突、國家間關系、相互依賴程度、一體化過程、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強化等“高級政治”的影響。這中間又分許多學派、分支，有各種方法、工具和解釋，比如，有的側重純粹自然條件（氣候、地理、自然資源等）的國際后果，有的注意所謂人造問題及環境（污染、人口、城市化、過度工業開發等）的世界性含義；有人看重國家間博奕等“戰略性分析”，有學者純粹關心（國際背景下）個人與自然的聯系；有“地緣政治學派”，也有生態學意義上的“人－境關系學派”；等等。與前面提到過的經濟學家的視角不同，國際政治學的“經典關注”不在于“發展問題”，而在于“生存”或“權力”等概念（這里面又略有區分：傳統現實主義比較強調“權力”，新現實主義更重視“生存”）。總之，國際政治學家們為人們開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國際社會景觀，一幅長久以來便存在的人類以群體方式競爭斗爭、“優勝劣汰”的政治畫面。

　　還有一個大的角度，也是由國際關系理論家們推導出來的，由于沒有定論，這里姑且稱之為“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它與前兩個角度都有一些關系，但同時存在著重要的區別。與“可持續發展觀”的相似之處在于，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也極其重視國際關系中由于生態問題的嚴峻化所帶來的相互依存過程及其深遠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種非國家行為體（如環保組織、綠色和平運動、動物保護機構以及跨國公司等集團力量）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不論消極或積極的作用），對國家扮演的傳統角色則有所批評、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不只同意“發展”的經濟學觀念，更強調國際社會的“進步”、“演化”和“質變”等術語包含的可能性及意義。與傳統國際政治學家的“國家生態安全”考慮相比，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更多地把關注焦點放在“族際安全”、“人類安全”、“物種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層面，這種安全范疇當然遠遠超出了狹隘的軍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國家安全的范圍；不過，與國際政治學思想傳統一致而有別于經濟學思路的一點是，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依然保持了對“安全”問題本身的執著思索。在這一相對較新的角度上，人們研究的主要問題，多半與舊的國際關系分析單元和分析途徑（如國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權現象、國內國外的嚴格區分、政治經濟的涇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關，或者與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單元和途徑（如世界多元主義群體的崛起、各種國際ＮＧＯ的出現和活躍、“政治”與“權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國際合作與國際制度的新形態等）的受重視聯系在一塊。在歐美國際政治學界，前面那種觀點多被納入“傳統現實主義”或者“權力政治學派”的范疇內，后面這種觀點則基本上屬于“全球主義”或者“新理想主義”等學派見解的名下。對于后面這些學派見解的倡導者，生態危機與其說是是一種自然現象，不如講是一種人為結果，是人類以國家形式和傳統國際政治結構管理和開發地球環境的不當所致，所以，解決或緩和生態危機的根本途徑，是改進原有的政治結構和思維方式，逐漸把立足點從“主權國家”放到“國際社會”，建立與舊時代有別的全球主義世界政治文明（包括開發資源方式、生活消費方式、群際交往方式、學習及適應方式等等）。［注3］與傳統現實主義不大一樣，全球主義的世界政治觀建立在一種進化論哲學基礎之上，它把人類社會的成長，看成一個由單一性和沖突性朝整體性和協作性過渡、由主權民族國家為中心的無政府世界狀態朝更有向心力的國際社會乃至全球一體化轉變的長期歷史過程。

　　顯然，角度的各異常能夠使人得到重要的啟發。避免獨斷性和簡單化，是國際問題研究者應有的分析尺度。在簡單的介紹之后，下面，我們就“生態環境政治與國際關系”這一主題，分別從主權國家的角度和國際共同體的不同角度，進一步探討國家安全與主權面臨的威脅、全球政治的觀念及分析視角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