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商一句“維修性拆除”，曾經享有“太太客廳”美譽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終于成為一片廢墟；當地文管部門一個“保護性拆除”，位于重慶的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重慶行營”就被拆得七零八落。日前，一些珍貴建筑文物被損毀，再次引發人們對文物保護現狀的憂思。

　　正如國家文物局新聞發言人指出的，所謂“維修性拆除”、“保護性拆除”等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也違背了文物保護的基本原則。查閱《文物保護法》就可知道，對不可移動文物進行修繕、保養、遷移，必須遵守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不可移動文物已經全部毀壞的，應當實施遺址保護，不得在原址重建。在歷史建筑化為一地磚塊石木的事實面前，不管是“維修性”還是“保護性”，都只是修飾性的托詞，難掩“破壞性”拆除的實質。

　　以保護之名，行破壞之實，相比這樣拙劣文字游戲掩護下的故居“拆除游戲”，近年來在推土機轟鳴聲里顫栗的大量文物，也面臨著種種冠冕堂皇理由帶來的生存危機。在諸如“發展需要”“項目建設”“舊城改造”“提升市民生活品質”等名義下，許多歷經千百年風雨而不倒的文物古跡，一夜之間零落成泥碾作塵，被粗暴地從文化記憶中抹去了。2011年底，國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結果顯示，全國登記的不可移動文物總量當中，新發現登記不可移動文物總量為536001處，約4.4萬處不可移動文物消失。北京地區不可移動文物3840處，消失的不可移動文物已經高達969處。就在人們為18億畝耕地紅線而焦慮的時候，文化遺產的“生存紅線”其實也在日益迫近。

　　文物為何遭遇如此困境？這折射出了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中的發展誤區。在不少城市管理者和企業眼里，文化建設是一種軟約束，文物保護、文化傳承就更加排在議事日程之外，在GDP至上、利潤最大化等指揮棒誤導下，常常使文物古跡的歷史文化價值讓位于經濟利益，文物保護讓路于工程項目。在思想認識上不重視文物、在建設規劃上不照顧文物、在工程實施中不保護文物，其結果往往是開工令一響，文物就遭殃。

　　相比“破壞力量”的強勢，作為當前文物保護困境的另一面，則是“保護力量”的弱勢。有人說，文保部門和環保部門，是一對公權力小、約束力弱的“難兄難弟”。話雖戲謔，卻也道出了一些實情。從眾多文物損毀案例來看，文物法規約束力有限、執法力度不夠、違法成本過低，往往是普遍的癥結。就以梁林故居被拆事件而言，開發商一意孤行要拆，有關部門勉為其難地保，結果還是胳膊擰不過大腿，讓這一文物“香消玉殞”。處罰結果更令人大跌眼鏡，處以50萬元罰款，而這已經是文物法相關規定的最高處罰數額。50萬元，不僅遠遠不能彌補古都文化的巨大損失，相對于開發商能夠賺取的巨額利潤來說，實在不過九牛一毛，如此處罰力度，怎能有力那遏制些摧殘文物的“黑手”？保護力量的強弱，事關文物安危。日前北京文物部門決定聘請千名文化遺產監督員，加強對全市2826項普查登記文物的安全監督。發動社會力量參與到文保行列中來，這是增強文保力量的重要途徑。但更關鍵的，還在于從發展思路、政策創新等方面破題，夯實文物保護的制度保障。日前召開的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強調，加快推進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努力增強文化發展活力和競爭力。“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經濟高速發展、文化建設熱潮興起的時代背景下，如何讓文物這一中華文化的歷史見證和重要組成部分，彰顯其應有的價值和地位，在保護、傳承與發展中煥發新的活力，已是亟需破解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