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西安遺址的獨特性

　　13朝古都西安的文明發展史在空間維度上呈現非常鮮明的方位區分（圖01）。西部的灃河一帶，是西周文化的發源地；北部臨近渭河兩側是秦漢宮室的密集分布區；東部浐、灞河一帶是關中先期文明的原脈之地；而廣大的中部腹地則是隋、唐至明、清長安的建城區；南部有秦嶺這條天然的生態屏障常年守護著八百里秦川。西安的歷代都城遺址區具有檔次高、規模大、分布廣的特點。“根據西安城市總體規劃，西安主城區占地面積為525km2，現代城區與古跡遺址的重合度幾乎為100%，其中重要古跡遺址對城市發展空間的疊壓度達37%”[6]。這使西安的城市建設始終是在不斷協調與遺址的關系中摸索前行，也決定了西安結合綠地建設保護歷史、城市公園總是與古跡遺址相互依存的必然性。

　　3 大西安地區重要遺址公園建設歷程

　　西安依托歷史遺跡打造城市綠色空間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的 “蓮湖公園”。它位于明城圈內，建在唐代長安城的“承天門”遺址上。明代朱元璋次子朱樉依這里低洼地勢引水成池，廣植蓮花，故名“蓮花池”。1922年辟為公園，稱“蓮湖公園”，是西安歷史最悠久的公園 。隨后的1927年，為紀念北伐戰爭前夕，陜西國民軍堅守西安而死難的軍民而建設了革命公園。當時在公園內筑大冢兩座，建有革命亭和烈士祠，并采用規則式布局。 1958年，西安市政府在唐興慶宮遺址修建興慶宮公園，采用了自然式布局，以興慶池為主景，園內碧波蕩漾，樹木蔥郁，草坪如茵，百花似錦。沉香亭、花萼相輝樓、南薰閣、縛龍堂和長慶軒等均為仿古建筑，仍沿用興慶宮原建筑名稱，造型古樸秀麗。公園成為了當時西安市區最美麗的風景。

　　近一個世紀過去，西安在發展中持續探索著結合不同類型遺址及文化資源營建綠地的方式，于近10年間達到了建設的高峰期，至今已建成在國內有影響力的公園10余處，規模從幾個公頃到數平方公里。它們可以分為以古建筑（遺址）為依托、以古城市（城垣）遺址為依托、以宮殿苑囿遺址為依托、以帝王陵寢為依托、和以非物質文化（含民間傳說、歷史事件等）為5大類型（圖02）。尤其是近幾年大尺度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將西安的文化遺產保護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在國家第一批12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中，西安就有3個，分別是：陽陵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秦始皇陵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大明宮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它們與其他的公園一起構成了大西安地區獨具特色的遺址類文化公園體系。這是在文物遺址的科學保護與合理利用的基礎上催生出來的獨特現象，也是城市在綠地系統、旅游空間、城市風貌等方面的鮮明特色（表01）。

　　4 西安遺址公園的演進特點與發展趨勢

　　4.1 文物保護意識與技術水平逐漸增強

　　20世紀前半葉，由于經濟條件相對困難，文物的保護意識相對薄弱，同時受考古技術所限，以蓮湖公園和興慶宮公園為代表的公園建設大多只強調了對遺址文化內涵的利用。雖然設計風格大都沿襲了中國傳統造園手法，但對文物本體的深入勘查、保護及展示方面與公園設計融合較少。隨著我國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西安在結合遺址營建公園的過程中，逐步將“保護”工作列為頭號目標，一切的規劃設計均要以科學考古及歷史研究為基礎。

　　相比起 “沉香亭”等建筑在大體原址的仿古復建，同樣作為唐代皇家“三大內”之一的大明宮在50年后建設公園時，更加強調對遺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護。在原址復建的“丹鳳門”采用了鋼結構和可逆的建筑形式，將夯土遺跡完好地保護在內部形成了現代博物館（圖03-04）。而且在沒有進行完考古的區域，公園會在遺址上鋪木棧道作為路徑，將各種管線、水管、安防系統置于木棧道下[6]，以不對文物和未來考古產生任何影響為前提。

　　與此同時，科學技術的革新也為更好的文物保護創造了條件。例如漢陽陵帝陵外藏坑遺址保護展示廳內采用了國際先進技術，用玻璃隔墻將文物和參觀者分隔在兩個不同濕溫度的環境中，既有利于文物的存放，又可使游客在神秘幽暗的氛圍中近距離、多角度地觀賞。從以前的重場地利用，到全面考古為先、科學保護為主、合理展示的綜合利用方式，體現了我國文化遺產保護水平的重大進步。

　　4.2 遺址利用模式與展示手段趨于多元

　　進入21世紀后，西安在遺址利用模式上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趨勢。有的遺址被建設成為大型文化類主題公園，如大唐芙蓉園，是目前全方位展示盛唐風貌的皇家園林式公園；有的被建設成為以博物館為主的游覽景點，如漢陽陵博物館與秦二世陵遺址公園；還有的被建設成為供市民健身游憩的休閑林帶，如唐城墻遺址公園，是在城市道路之間形成的以林木種植展示唐外廓城范圍的帶狀綠地。雖然都名曰“遺址公園”，但顯而易見并非每一處都是以強調遺址本體保護與展示為核心的“考古遺址公園”，而是因地制宜，有其各自的發展目標、功能定位和風格特色。利用模式上的靈活性與遺址在等級、規模、特點、區位、保存程度與保護需求等方面的差異性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