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陳煥鏞（左二）與著名的植物學家塔赫他間院士（左一）和地植物學家拉弗連珂（右一）在研討。（翻拍）

　　他長著一副外國人的相貌，卻有著一顆純粹的中國心。他專心于植物研究50多個春秋，甘之如飴。為了研究透那花、那葉、那果、那根，他生死不顧、忍辱負重。

　　41年，陳煥鏞院士已經離開了這么久，提起他與植物的淵源，無論是子女還是后輩學人還無不感嘆：“植物在他的眼中比兒子還親”，“他生下來就是為了研究植物的”。

　　陽光燦爛的5月，我們來到了華南植物園，這里綠樹成蔭，大樹參天，廣闊寧靜。56年前，陳煥鏞院士親自規劃建設了這片占地4500畝的土地，目前每年有100多萬人次徜徉于植物園中，領略世界各地植物的神奇和瑰麗。走進僻靜陰涼的標本館，我們看到一樓大廳的櫥窗展示著陳煥鏞院士的事跡；登上二樓，走廊道上樹立著他的銅像，那專注的眼神一如生前凝視著前方——他與植物園之間的深厚情感從未間斷，他與所熱愛的學術領域須臾沒有分離。

　　吳德鄰研究員在辦公室等候多時。滿頭白發的他埋首于堆積如山的書籍之間，他曾是陳煥鏞年輕的同事，他數十年如一日參與陳煥鏞院士未竟的事業，完成了《廣東植物志》的主編工作和《中國植物志》的部分編撰工作。

　　1.出生入死，奔赴各地采集標本

　　【陳煥鏞生于官宦之家，父親陳藹亭曾任清政府駐古巴領事，母親是古巴籍西班牙人。15歲時父親去世，幾年后，他被父親的朋友帶到美國就讀，1919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取得林學碩士學位。】

　　江門日報：吳老師，您給我們談談陳煥鏞院士上海南島的情況吧，他是怎么想到去那兒的呢？

　　吳德鄰：當時，中國的植物資源已經被國外采集200年。到中國最早的一批傳教士、海關官員等，都為中國的植物資源驚嘆，一批批遠道而來，又一批批運走。歐洲流行一個說法，“沒有中國的花卉，不成為庭院”，而國內卻缺乏完備的植物園和標本館，以致研究本國植物分類學不得不遠涉重洋到外國去尋找資料、參閱標本。目睹這些，陳煥鏞很痛心。畢業時，陳煥鏞的論文獲得獎金500美元，按慣例，這筆錢用于獲獎人前往歐洲游歷，陳煥鏞卻提出要到中國采集標本。1919年10月，陳煥鏞只身前往還沒有人采集過標本的海南島，開啟了中國現代植物學分類研究的圖卷。

　　江門日報：他在海南遇到了什么？

　　吳德鄰：當時的海南島交通非常不便，生活極其艱苦，但陳煥鏞依然堅持了下來。有一次在采集時，他不慎從樹上墜下，跌傷手腕又感染惡性瘧疾，高燒至40多攝氏度，身上布滿了螞蟥叮咬的傷口，左手腫得像帶著拳擊手套。他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工作了十個月，采集了大量珍貴標本。第一次采集，他就幾乎丟了性命。

　　江門日報：這些沒有阻止他前行的腳步？

　　吳德鄰：沒有。1922年夏，他和錢崇澍在南京籌得500元經費，與秦仁昌三人組織了湖北西部植物調查隊，由宜昌出發，經興山、神農架東側至巴東，采得近千號標本，這是中國植物學家自己組織的第一次略具規模的調查隊。只可惜，采集所得最完善的一套標本存放在上海招商局倉庫，于1924年失火被焚。1927年他又繼續往粵北、廣州、鼎湖山、香港、廣西、貴州等地采集標本，同時還與英、美、德、法等多個國家的學者和標本館聯系，建立標本交換關系，交換得3萬多份外國標本。1928年他在中山大學建立起我國南方第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植物標本館。

　　江門日報：是不是現在我們所在這個館的前身？（我們穿上藍色的鞋套，來到標本室。這里四季恒溫恒濕，許多寬大的鐵制文件柜有序地排列著，柜子的側面貼著標本所屬科的編號。管理人員小心奕奕地取出第207383號標本，這就是被稱之為“活化石”的銀杉。陳煥鏞與匡可任于1957年鑒定發表它，引起了全球植物界的關注。）

　　吳德鄰：是的。標本館開始建立時規模很小，陳煥鏞卻提出要盡力使之與世界著名的植物標本館相媲美。為此，他親自訂立一套嚴格的科學管理方法。標本館的每號標本有三套卡片，按不同需要分別排列存放，只要在采集人、編號、植物名、標本號碼或采集地點之中知道其中一二，就可迅速地找到所要的標本。這種管理方法，為今日采用電子計算機管理打下了基礎。如今，這里的館藏已達百萬號，成為我國三大植物標本館（北京、昆明、廣州）之一。

　　江門日報：陳煥鏞院士為什么一直那么重視國際交流？

　　吳德鄰：他認為作為一個科學家，負有促進對外學術交流和提高祖國學術地位的使命。1935年，他應邀出席在荷蘭召開的世界植物學會第六次代表大會，被正式聘為植物分類組副主席，后又被推為該會植物分類組執行委員會委員。該會之有中國委員，陳煥鏞為第一人，為祖國爭得了榮譽。他認為國際交流是雙向的，是有來有往的，不是單向引進，更不是盲目崇拜外國。當時如果我們自己沒有一定數量、質量的標本，要在短短幾年內得到那么多珍貴的國外標本是不可能的。

　　2.忍辱負重，戰火中保護珍貴文物

　　【抗戰時期，為了保護研究所珍藏的標本、圖書，陳煥鏞歷盡艱險；抗戰勝利后，他卻蒙冤受屈，被一些人污告為“文化漢奸”。】

　　江門日報：那時究竟發生了什么？

　　吳德鄰：這一段歷史早有公論。抗戰開始后，廣州時遭日機轟炸，經中山大學批準，該所于1938年把全部重要標本、圖書和儀器搬運至香港辦事處。1941年，日軍侵占香港，辦事處被查封。陳煥鏞心急如焚。此時，偽廣東教育廳廳長林汝珩提出將農林植物研究所遷回廣州，愿協助運返標本、圖書，并將前留廣州的研究所公物一并交還。這時陳煥鏞與全所職員共商后認為：“與其慕清高之行為而資敵以珍藏，曷若利用權宜之措施以保存其實物，名城棄守，光復可期；文物云亡，難謀歸趙，為山九仞，豈虧一簣之功；來日大難，當抱與物共存亡之念，赴湯蹈火，生死不辭，毀譽功罪，非所敢顧。”他們同意了林汝珩的計劃，但聲明研究所乃純粹科學機構，拒絕涉及政壇。

　　江門日報：一片赤子情懷令人動容，后來呢？

　　吳德鄰：抗戰勝利后，陳煥鏞以“如釋重負”的心情與員工清點公物，報請中山大學派人接收。對此，中山大學農學院長鄧植儀給校長王星拱的報告中提到：“查所稱各節與及經過之記載，確屬實情。該員忍辱負重，歷盡艱危，完成本校原許之特殊任務，保存該所全部文物，使我國植物學研究得以不墜，且成為我國植物學研究機關唯一復興基礎，厥功甚偉，其心良苦，其志堪嘉。”1946年，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人士如許崇清、金曾澄、沈鵬飛、鄧植儀等出于正義感，聯名上書陳述事實并愿擔保，至1947年當局以“不予起訴”了結此冤案。

　　3.執著追求，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學

　　【陳煥鏞在哈佛讀書的時候就立下豪言壯語：“中國一定要有自已的植物學、植物園、植物研究所、植物志。”他的一生都在為此而奮斗。】

　　江門日報：您認為陳煥鏞院士一生所作出的貢獻主要有哪些？

　　吳德鄰：作為中國植物分類學祖師爺級別的人物，他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總體來說，有五大貢獻值得稱道：提出建立中國最早的自然保護區——鼎湖山自然保護區，設立華南最大的植物標本館，建設華南植物園，創立了華南最有價值的植物專業圖書館，參與組織編寫了幾部植物志，包括《廣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中國植物志》。

　　江門日報：他對編撰植物志這件事怎么看？

　　吳德鄰：他曾生動地比喻說：“植物志是植物的戶口冊，有了它人們就能找到所需要的植物，把它們派上用場。”“假如不真正把所有原始資料變成中國文字，則這門學科不能發展，不能使它成為群眾的東西，而只能是少數人操縱的、專利的。”陳煥鏞做副主編的時候，《中國植物志》只完成了數卷。2010年1月，這套歷經四代科學家、耗費半個世紀，擁有126卷冊的浩繁巨著終于完成，并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現在，我可以驕傲地說，我們完成了陳老的遺愿，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靈了！（說著，吳德鄰拿出完整的植物志，激動地向我們展示。）

　　院士小傳

　　我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

　　陳煥鏞（1890—1971），祖籍新會潮連(現蓬江區潮連街道辦事處)，著名植物學家，中科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他創建了中山農林植物研究室（后改為研究所），建成中國南方第一個植物標本室；發現100多個新種，10多個新屬，其中裸子植物銀杉屬和為紀念植物學家鐘觀光而命名的木蘭科孑遺植物觀光木屬在植物分類上有重大意義。他從事教學數十年，培養出了秦仁昌、蔣英、陳封懷等國內外知名的學者和教授，這其中有的是他的學生，有的是他早年的助手。

　　后輩學人眼中的陳煥鏞

　　循循善誘的良師

　　吳德鄰（中科院華南植物園研究員）：

　　1955年，剛認識陳老時我是小字輩，從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他任所長的華南植物研究所，他已是學術大家。

　　1962年我在編寫《海南植物志》姜科的時候，在標本館發現了2張從來沒有見過的標本，經過仔細研究，確定它們為中國的新分布科——蘭花蕉科。當我向他匯報這一發現，經確認我的鑒定無誤。我很興奮，準備立即發表。陳老卻不以為然：“蘭花蕉科全世界只有1屬數種，你既然已確定廣東標本為新種，說明你對全世界的種類已有所了解，不如寫一篇專著性論文，順便討論一下科的位置。”

　　我擔心沒有外國標本，陳老當即寫信（由我執筆）給當時在印尼的華僑孫洪范先生，后來孫先生果然寄來了蘭花蕉屬的外國標本。1963年中國植物學會30周年大會在京召開，經他安排我在會上作了題為《蘭花蕉科植物之研究》的報告，后來他還親自幫我修改英文摘要并安排于1964年的《植物分類學報》上發表。

　　講道理的性情中人

　　黃觀程（中科院華南植物園研究員）：

　　1958年，陳老到前蘇聯考察3個月，我擔任他的秘書兼翻譯。那時我們天天在一起。有天我們一起等車，他手上有英俄對照的小冊子，一邊看一邊跟旁邊的人聊起來，當時是5月份，天有點涼，我看他手上空空，就跑回去把他的大衣拿回來。一見面，他就批評我：“有沒搞錯，是我等你還是你等我？”等我把大衣給他，他又道歉了：“對不起，有時候是應該我來等你。”

　　他對俄羅斯文學很感興趣，但看的是英文版。我們高興時會一起喝點酒。出國時我只帶了一條領帶，他看我來來去去都是同一條紅色領帶，就找出一條有植物圖案的送給我，“你不能每天都戴一條領帶，我送你一條。”那條領帶很有朝氣，到現在我還保留著。

　　策劃 / 譚樂生 鐘筱村 黃創快

　　統籌 / 傅健 譚月韶

　　文 / 江門日報記者 傅健

　　圖 / 江門日報記者 王鼎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