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消息引人關注，成都的杜甫草堂博物館將投入500萬元改造建設4個五星級廁所。面對公眾的質疑，杜甫草堂的相關負責人解釋說，杜甫草堂原有的一個三星級旅游廁所建于2004年，設備現已老化，難以滿足旅客需求。

　　這樣的解釋似曾相識。昔日亞洲最大的室內體育場--沈陽綠島體育中心被爆破拆除，這座當年投入8億元興建的體育場使用不到10年被拆除的原因是：使用率不高。

　　建筑短命癥在近十年來國內城市規劃建設中較為常見：

　　2006年10月，青島市著名地標青島大酒店被整體爆破，建成20年；

　　2007年1月，曾經是西湖邊最高樓的浙江大學原湖濱校區3號樓被整體爆破，建成13年；

　　2009年2月，曾經的亞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沈陽夏宮被整體爆破，建成15年；

　　2010年2月，南昌的著名地標五湖大酒店被整體爆破，建成13年；

　　2010年5月，位于北京建國門黃金地段地標凱萊大酒店宣布將停業拆除，建成20年。

　　按國家《民用建筑設計通則》規定，重要建筑和高層建筑主體結構的耐久年限為100年，一般性建筑為50年至100年。是什么原因讓中國城市的建筑如此短命？

　　有人歸咎于建筑質量問題。而在眾多非正常"死亡"的建筑中，因質量問題拆除的是少數，大部分建筑物"被夭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城市規劃需要。也有人認為城市建筑短命是好事，因為我國城市發展速度快，新陳代謝自然較快。這30年間，我國僅僅在城市數量上就增長了三倍，城市規模也是超速發展。但新陳替換的迅速不代表代謝快。我們消耗的水泥鋼材，我們拆掉的建筑材料和拆房帶來的建筑垃圾……這些為了城市發展而付出的代價，是否計算過？

　　一方面是建筑短命癥，另一方面則是城建克隆病。上海南京路建步行街之后，全國各地步行街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之后風靡辦廣場、建開發區、修別墅、架立交、設大學城等等。

　　一旦有什么熱點，各地城市規劃往往不太注重本地實際情況，一窩蜂跟上，最終的結果便是"千城一面"。 這一切是不是折射出城市建設中有些急功近利呢？

　　1957年5月24日，人民日報曾發表過題為《城市建設必須符合節約原則》的社論，即城市建設反"四過" （占地過多、規模過大、標準過高、求新過急）。如今50多年過去了，城市規劃建設中的"四過"仍被詬病，這不得不讓我們深思。

　　亞里士多德曾說過，城市是為了追求至善而建立的共同體。回望歷史，城市的建設記錄著人類文明進程中最為重要的一段記憶。而我們的城市規劃建設在追逐最大、最快、最新、最國際等等"最"目標的同時，記錄的也包括不可再生的珍貴文化遺產與歷史記憶的消失。

　　西方國家的城市也曾經歷過高速擴張發展時期。然而到了20世紀中期以后，許多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城市，開始逐步放棄都市設計的計劃，轉向都市再生。例如巴黎為了完整保護老城，在1958年將城市的新的發展放到了老城之外的拉德方斯建設；倫敦的城市更新則可以追溯到1898年的英國新城運動，建設衛星城鎮解決倫敦市區人口、工業過分集中等問題，后又于1978年通過《內城法》，開始注重舊城改建和保護，恢復舊城的活力。

　　正因為如此，如今的歐洲才留下了不少既具有傳統文化特色又緊跟時代發展步伐，延續自身人文精神及其物質遺產的"偉大的城市"。

　　對照國內外城市建設的發展，也許最大的不同不是東西方城市保護心態的差異，而是城市規劃的制度差異。

　　以英國為例，英國城建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把"規劃編制"和"規劃批準"分開。政府首先制定規劃，但只是參考不必執行，實際建設中還需要根據情況征集各方意見進行調整后，轉而向政府規劃部門申請，申請批準后才實施。這一政府-公眾反復雙向驗證過程，使得城市規劃更能符合民眾的需要。

　　我國城市建設中的主要問題，與公眾參與率過低有關，一些地方存在為了政績工程和拉升GDP而產生盲目建設的現象。

　　城建最重要的是注重城市功能的建設，唯有生于斯長于斯的公眾，才最了解自己的城市。因此解決城市規劃建設中的高開端低收尾、高成本低效益、高姿態低水平，需要加強公眾在城市建設中的參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