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年來，上海在石庫門里弄保護與更新方面做了一些具體實踐，即便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但給后人帶來了正反兩方面的啟示，也算是實踐后的收獲。

　　石庫門里的文化淵源和懷舊記憶

　　作為最具上海特色的民居住宅形式，石庫門里弄建筑是上海城市歷史變遷的重要標志和文化符號。石庫門為什么會成為海派建筑文化的標識？上海交通大學都市文化與傳播研究院首席專家劉士林認為，每種城市文化都有其獨特的表現(xiàn)形式，透過它們，我們可以了解那座城市的深層結構。首先，石庫門脫胎于中國傳統(tǒng)四合院，這種沿中軸線左右對稱布局的空間設計，體現(xiàn)的是我國北方與中原文化圈的建筑觀念和居住智慧；其次，石庫門的設計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式樣和裝飾，在繁華都市中營造出了“庭院深深深幾許”的氛圍，這一點非常符合江南園林的生活美學觀念和風格；再次，20世紀后的石庫門設計，還創(chuàng)新地吸收了西方建筑的風格和特點，除了三角形、半圓形、弧形、長方形等圖形紋飾的運用，還大量使用了西方古典壁柱和雕塑。據(jù)劉士林介紹，這也是石庫門一名得來的主要原因。

　　采訪中，劉士林告訴記者，能夠彰顯現(xiàn)代上海原創(chuàng)文化精神的產(chǎn)品都需要像“月份牌”那樣，既要體現(xiàn)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商業(yè)實用主義，又要延續(xù)北方與中原文化圈的倫理實踐理性；同時還要與江南詩性文化的精神和趣味相切合。這種潛藏著上海都市文化深層結構的產(chǎn)品，集中體現(xiàn)了注重財富積累的西方實用主義，易于組織紛亂移民形成有機社會生態(tài)的北方實踐理性，以及提倡擺脫城市壓抑和文明異化的江南詩性文化。他認為，這些是現(xiàn)代上海迅速趕超中國傳統(tǒng)都城和明清江南都會，甚至不遜色于西方大都市的重要原因。

　　“在石庫門建筑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實用主義、北方實踐理性與江南詩性文化這三要素，集中體現(xiàn)了海派文化的理念、精神與氣質。正因如此，石庫門能夠成為上海城市建筑的標識，并被世世代代的上海人喜愛和懷念。”劉士林告訴記者。

　　近些年，很多從弄堂搬走、住進現(xiàn)代高層住宅的上海人，經(jīng)常通過寫文章、拍照片、回訪舊居等形式，抒發(fā)自己對弄堂式生活的戀念之情。他們談起自己當年的弄堂生活，往往是滔滔不絕，與如今舒適的居住條件相比，弄堂里云泥之別的起居瑣事，依然是他們不愿割舍的珍貴回憶。“上海是個特別容易懷舊的地方，懷舊情調是海派文化的重要價值取向之一”，劉士林認為，正是這種“懷舊情調”推助了上海弄堂研究的持續(xù)升溫。

　　對于“弄堂研究熱”，劉士林認為，如今的大都市生活，讓傳統(tǒng)鄉(xiāng)村或小城市樸素、親切的鄰里關系不復存在。現(xiàn)在的都市人，情感沒落，連門對門的鄰里都相互不說話、不認識、不來往。城市越大，社會環(huán)境和居民精神的問題就越嚴重。但是，上海弄堂里的情景卻截然相反。在這個相對封閉和有限的城市空間里，弄堂擁有的是鄉(xiāng)村或小城的社會形態(tài)。就此而言，在快速的都市化進程中，如同古人心中的“田園牧歌”，上海弄堂也會被賦予“故鄉(xiāng)”、“家園”、“來處”、“城市之根”等特殊意義。因此，“上海里弄”已經(jīng)不僅只是上海人關心的事情，也逐漸成為城市的文化，帶動了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升溫。

　　三類人研究里弄

　　由于里弄住宅大部分不屬于歷史保護建筑，相關法規(guī)和政策無法涵蓋，對它們的保護始終處于比較尷尬的狀態(tài)。同時，因為日漸衰破的房屋居住環(huán)境和數(shù)量龐大的居民安置等問題，讓如何進行合理的里弄保護與更新等方面步履維艱。

　　曾在上海市政府建交委、規(guī)劃局等部門工作十余年的上海復旦規(guī)劃建筑設計研究院副院長萬勇認為，在里弄研究與實踐領域中，建筑、城市規(guī)劃等應用學科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及相關行業(yè)的從業(yè)人員均起著重要的主導作用。同時，文史學家、藝術家以及攝影愛好者，通過書刊、畫作、照片等形式，描述建筑背后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文學故事等，賦予里弄建筑以強大的生命活力。

　　劉士林認為，關注城市規(guī)劃研究和文化發(fā)展的群體主要有三類。他表示，除以城市建筑規(guī)劃與設計為中心的研究陣營之外，以城市地理學和文化遺產(chǎn)學為中心的研究陣營也是占有主導地位的群體之一，前者側重弄堂的物質形式，研究目的是如何發(fā)揮弄堂的居住和生活功能；后者則更關注城市特色空間的保護和延續(xù)，在人們愈加關注文化遺產(chǎn)保護與傳承的當下，該陣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此外，劉士林認為，以城市文化學和城市史學為研究重點的群體是第三個研究陣營，該陣營話語群體復雜，其中既包括文學與歷史學者，也包括媒體記者和各種文化產(chǎn)業(yè)商人，同時又包含有不少的普通市民。因為三個陣營的目的不同，觀點上的摩擦、碰撞不斷。對此，他認為，“這種混亂和碰撞不一定是什么壞事”，里弄研究需要的這些跨學科知識與研究陣營，恰好匹配于城市發(fā)展的復雜性與多元性。“今后的研究方向在于如何超越這種初級階段的混亂和無序，為包括上海弄堂在內的中國城市文化空間保護提供更有價值的共識和綜合解決相關問題的具體方案。”劉士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