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鼓樓原址處，施工人員正在緊張作業，行人從圍欄外狹窄的小路上匆匆穿行，兩側的商戶生意寥落。這是記者近日在開封市鼓樓復建及地下人防工程建設工地看到的場景。

　　開封鼓樓曾在1948年6月毀于戰火，只剩一座基臺。1976年11月，臺基被拆除，改辟為廣場，自此鼓樓在開封徹底消失。此次鼓樓復建工程是開封鼓樓歷史上的第六次復建，設計理念之一是在尊重清光緒七年所修建鼓樓的基礎上，適當將基臺尺寸放大，重現當年鼓樓的宏偉氣勢。

　　近些年，類似的古建筑復建案例呈井噴之勢，城市造景的花樣也不斷翻新，重造古城、挖地造湖以及古樹進城等。“在各種造景名目下，商業力量和行政力量合謀，理性的力量根本無法與其競爭，造出來的都是假古董、假景觀，背后又是各種利益尋租。”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傅崇蘭對說，城市造景規劃中必須要處理好政府決策、房地產開發商、投資商、歷史文化和居民利益等之間的關系，“而城市最終的發展還是要尊重自然環境和城市本身的需求。”

　　瘋狂造景背后

　　在2011年9月建成開放的廣州市內人工湖——海珠湖因未能達到預期功能而備受質疑的風波尚未消停之時，一場聲勢浩大的“造湖運動”在廣州繼續展開。

　　據廣州市水務局披露，根據規劃，廣州市今年新修的人工湖共有6個，包括花都湖、云嶺湖、金山湖、天河智慧城湖、增城掛綠湖、知識城起步區人工湖等。

　　公開提出并已制定“水城”建設規劃的城市不勝枚舉。河南洛陽規劃中的水面面積為10.6平方公里，接近兩個杭州西湖，預計在“十二五”期間實現“水在城中流，城在山水間；魚在水中游，人在岸邊行”的目標，成為名副其實的“北方水城”。

　　廣西南寧市正在建設“中國水城”，整個工程投資額將逾300億元，計劃耗時11年。根據南寧市官方公布的規劃，未來的南寧市將會變成一座“水暢、水清、岸綠、景美”的濱水生態城市。河北承德市則志在成為“東方的威尼斯”，打造“水在城中、城在水中的塞外美景”。

　　除了巨資造水城、造古城之外，城市綠化作為一項最常見的市政規劃項目也在“古樹進城、景觀速成”等觀念下成為權力尋租的新領域，園林綠化腐敗案頻發。

　　近年來，重慶、杭州、郴州等地均曝出了園林領域的腐敗案。廣西防城港市園林管理處一名主任、兩名副主任及一名會計在園林綠化工作中發生貪污、受賄和職務侵占“窩案”。云南省麗江市古城區園林綠化局原局長趙桂強因利用職務之便，在麗江市城市園林綠化工程發包和實施過程中先后多次非法收受賄賂款物共計55萬余元，并有161萬余元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近日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3年。

　　“城市瘋狂造景的背后，一方面是政府太想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是某些案例帶來的誤導，似乎某些城市通過造城造景而一時獲得了旅游業的大發展，實際上這些是需要深入剖析的。”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首都文化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而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院院長俞孔堅認為，也不排除“一些地方領導在價值觀和審美觀上就是覺得造個古城很美”。

　　“我向一位地級市市委書記匯報完規劃方案后，這個書記說，現在旅游看什么？一個廟一個墓一個寺，歷史是財富。”北京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的規劃師李明(化名)對記者說，而他遇到的另一個歷史文化名城的市委書記持有另一種觀點，“他認為當地民房破爛不堪，除了木頭上有幾個雕花，沒有任何保存價值，只有與西方接軌才能建設好城市。”

　　李明評價說，這兩個書記，一個復古造城，一個崇洋求新，“現實情況就是這樣，地方政府主要領導的趣味和審美品位對一個城市的規劃樣式影響很大”。

　　造景并非不可

　　“造城、造景都應該否定嗎，并非如此，城市畢竟要靠人建設。”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德謙說，“以巴西首都巴西利亞為例，這是一座于1956年至1960年間從一片荒野上建造起來的新城，城里不見古跡遺址，也沒有大都市的繁華與喧鬧，但卻充滿現代理念的城市格局、構思新穎別致的建筑以及寓意豐富的藝術雕塑，1987年12月7日，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為‘人類文化遺產’。”

　　“杭州西湖之所以幸存至今，也是在自然形成的基礎多次人工疏浚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說，城市造景未嘗不可。但關鍵是根據城市需要和發展可能性進行科學規劃，少付出生態成本、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劉德謙說，近日開封官方辟謠稱并非要千億打造汴京，而是為了改善棚戶區，使居住在破舊民居中的老百姓有更舒適的環境，“以這樣的目的去改造當然是可以的，但開封有沒有相應的資金實力和可行性規劃，這是最值得關心的”。

　　俞孔堅的觀點類似，“我并不反對造景，但所謂的景觀是為了解決人和土地的關系，為了人和生態環境良好共處。”他說，“如果勞民傷財，沒有水硬造水城，破壞良田去造所謂綠化景觀，這都是極為錯誤的價值觀。其實每一寸土地，農田、果園、麥田等農業活動形成的景觀都是很美的，沒有必要刻意去挖湖堆山。”

　　“雖然大同有非常好的資源，有城墻、四合院等，但城墻也只剩一些土堆了。大同最后把城墻改成磚砌，還吊了城門，修了護城河，這就是在原來基礎上進行了很大程度的修復。”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規劃師徐穎曾經參與大同市歷史文化名城戰略規劃工作。徐穎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改革開放以后的幾十年，拆了太多，基本沒有原汁原味的東西了。但對于重建‘假古董’，在學術界內仍有很大分歧。”。

　　沈望舒認為，城市造景應該是點綴性的，“像澳大利亞等一些國家早就沒有大規模建設的余地了，而我們現在進行的仍是‘推平頭’式的改造，這種城市規劃是地方領導者想要大展宏圖的產物。”

　　他說：“在一套規劃出爐和執行的背后，常常伴隨著多種力量的博弈。政府追求政績，開發商看重效益，被推上規劃一線的專家學者多扮演木偶角色，要么被邊緣化，要么被各種利益裹挾和淹沒。”

　　在敦煌古城復原項目中，敦煌當地政府表示要發揮國際國內知名專家和機構在規劃建設中的參謀顧問作用，兩年四度組織國內外專家召開研討會。這些探討會的結果，多是幫政府論證項目的可行性和實施后的好處。

　　“專家學者變相淪為地方政府推進城市造景工程的宣傳工具。”沈望舒說。

　　規劃中的力量制衡

　　作為業內人士，李明告訴本刊記者，“在政府項目上，一些堅持原則的業內人士常常不能發出聲音。一般情況下，即使不同意政府的規劃要求，規劃院方面也基本沒有談判空間。”

　　“我之前負責的西部某歷史文化名城總體規劃中，政府堅持要拆除歷史文化街區，包括當地特色的黃土民居，并在舊城內高強度開發。”李明說，規劃院當時提出多個新區方案，“堅持將核心功能疏解到新區，舊城以保護為主，但經歷兩年的溝通都很難推進。”

　　徐穎也遇到過同樣的分歧。“政府的意見都會和規劃師的意見有一個磨合的過程，這其中涉及很多利益，我們只能盡力堅持底線。”

　　李明認為，產生分歧的原因在于政府追求的是短期政績，而城市規劃追求長期的可持續發展，“這兩個東西有時候很難調和，我們必須盡可能向政府方面講清后果，規劃院理應站在專業角度引導政府決策，畢竟某位領導個人的想法能不能落地，還需要通過上級政府組織專家進行審批。實力強的規劃院可以通過溝通爭取一些領導的退讓，而小設計院極有可能淪為實現領導意圖的‘畫筆’。”

　　參與博弈的幾種力量中，“商業力量和市場力量也無法回避，問題是商業利益和政府戰略聯合后，過于強大，現實中缺少一個能和它們抗衡的力量。”李明認為，制衡各方的公正力量只能來自公眾，“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需要有渠道表達。但目前公眾參與狀況很不樂觀，尤其是大城市的宏觀規劃。反而是我之前操作的一些村莊規劃，還比較理想。”

　　李明說，在村莊規劃中，他們盡可能廣泛地讓公眾參與，“因為村莊是很小的社區，我們把大多數人的意愿集中起來做規劃。這種公眾參與的方式，在西方的城市規劃過程中有很長的歷史，也形成了理論。規劃師是一個協調人的角色，讓所有的利益相關方坐到一起去談。”李明說，“在西方經常會為建一個房子、修一條路討論幾年，這是需要時間成本的。我們現在的發展速度根本承受不起這個成本，但未來應該逐漸朝這個方向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