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楠博士

　　石楠：博士，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教授級城市規劃師、國家注冊城市規劃師，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秘書長，《城市規劃》雜志執行主編，兼任建設部高等教育城市規劃評估委員會委員，全國城市規劃職業資格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城市規劃專家，大連、哈爾濱、西安、麗江等城市的規劃顧問。

　　記者：我們發現，剛剛過去的北京“兩會”上，北京的城市定位于“國家首都、文化中心、宜居城市”，而不再有經濟中心的功能，北京具體從什么時候開始不提經濟中心功能的?

　　石楠：其實早在北京1982年版的總體規劃中就不再提經濟中心的功能了，只不過在城市發展的具體項目上，相當長時期內與此是不合拍的。可以從北京的幾版總規的變化，看出北京城市定位的軌跡。1949年5月市政府著手編制第一版總體規劃，1953年報中央審批，規劃把恢復生產生活作為主要目的，提出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的方針，強調了首都“應當是也必須是一個大工業城市”，要大力發展首都工業，城市定位于“三為”，為生產服務、為中央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1958年版規劃發展大工業的思想更加突出，進一步明確提出了“現代化工業基地”的功能，規劃了石景山、通惠河、東南郊、長辛店等一大批工業區；這種強調北京作為經濟中心的思路一直延續到上世紀80年代，當時許多專家對此提出疑問，但北京仍沒有脫離作為經濟中心的慣性，工業生產始終處于政府工作的中心，重型機械廠、首鋼等重工業發展紅火，重工業的比重將近70%，僅次于沈陽。1980年，中央書記處對北京的定位作出明確指示，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隨后在1982年的總規中，城市性質被確定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不再提“經濟中心”和“現代化工業基地”，但是城市的經濟結構、用地布局調整十分艱難，仍然是事實上的全國經濟中心，包括首鋼等一大批重工業的發展勢頭依然迅猛；1992年和去年批準的兩版總體規劃都進一步強調了政治、文化中心的職能。回顧這段歷史，轉折點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真正在政府工作中強調不再把經濟中心作為首都職能則是本世紀初的事情。

　　記者：北京不再強調經濟中心的功能主要原因何在?

　　石楠：一個城市的定位應服從于城市最主要的職能，城市的性質取決于它為地域范圍內提供的服務，特別是要根據區域內的比較優勢，確定城市發展的目標，因此，城市的定位必須是高度精煉概括的，職能定位不能太多。而北京的主要定位是國家首都，要為中央服務、為全國服務，主要行使其政治、行政職能。城市職能分離是國際上許多國家的發展規律，比如華盛頓、堪培拉、巴西利亞、渥太華、柏林等，其首都都并不是國家的經濟中心，這樣可以避免首都的政治功能與其他產業的沖突和矛盾，城市的效率更高。

　　北京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是文化古都，其城市格局舉世無雙，美國著名學者培根就說過北京對稱的軸線和恢弘的氣派無與倫比；此外，北京的科教實力強，文化團體多，政策信息快、人才資源豐富。但也應看到，北京的資源限制條件，比如北京的水問題特別突出，能源問題也很突出。再看看北京的地理環境，2/3是山地，1/3是平原，形如簸箕，能建設的土地十分有限，還要維持一定的生態與農業用地。地形因素使得北京的污染不易疏散，特別容易與華北連成一片，形成更大的污染，再加上汽車的污染日益加大，環境質量問題是制約北京發展的一個大問題。當然這些資源問題可以用加大投入的方法突破，但成本就太高了，而且這樣發展也越來越不符合城市主要的功能定位。

　　另一方面，強調經濟中心功能會刺激相應部門和產業的發展，城市越來越大，這些年“攤大餅”的勢頭難以遏止與經濟中心的潛意識有很大關系，這就會出現一些世界性難題，比如交通、環境質量、污染、對歷史文化遺跡的破壞等問題。城市功能的沖突大了，矛盾不好協調，積累后會產生質的變化，出現國外許多大城市的問題：比如市中心空心化、郊區的無序蔓延等，不是一個宜居的人居環境。

　　記者：那么北京不作為經濟中心后，怎樣保持北京的經濟活力?

　　石楠：不作為經濟中心，經濟不一定就沒有活力。不是重工業和制造業中心，不是資源耗費大戶，不靠制造產品和商品來發展，而是發揮文化與科學的優勢，發展科技、研發、文化、教育以及金融業等最投入產出高、最賺錢的產業，只要有稅收有就業，就能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北京還可以成為全球大企業的總部、可以發展CBD、還可以發展一些高端的服務業，完全能夠保持經濟活力。

　　再從區域協調發展的角度上看，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相比，環渤海地區還沒有真正聯系起來形成合力，由于北京的優勢很大，天津的經濟潛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如果把北京的一部分經濟功能轉移到天津、河北，能帶動津冀地區的發展，同時最終實現京津冀環渤海地區的總體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