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關于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實施辦法》頒布30多年來，各地紛紛制定了配套的《條例》、《細則》，但《條例》、《細則》對履行義務形式的規定五花八門，特別是一些植樹數量和收取綠化費的規定，引起廣泛熱議，認為涉嫌創收、亂收費。（1月4日《中國青年報》）

    掃描各地關于義務植樹的規定，其亂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履行義務的形式亂，直接植樹算，繳納綠化費算，記者寫義務植樹報道算，科學家做與植樹相關的研究也算……各地的認定方式也是各說各話；二是義務植樹的數量各異，有的要求至少植一棵，有的要求3-5棵，有的甚至與汽車排量掛鉤，湖南省郴州市就要求“排氣量1.8升以下植樹3畝、1.8升至2.5升植樹4畝、2.5升以上植樹5畝”；三是繳納的綠化費不僅各地的標準不一致，鄭州25元、沈陽20元、南京13元、武漢12元、廣州10元、重慶10元……而且說法也各異，有的說是“以資代勞”，有的說是“樹苗價格”，有的說是“罰款”，等等；四是各地義務植樹的成效是一筆糊涂賬，綠化費的管理、用途、監督也都是糊涂賬。

    義務植樹作為一項全民法定義務，除了法定性、強制性、相對性的特征之外，最顯著的特征，就應該是統一性，在法律適用的范圍之內，法律適用的對象都應該遵守，承擔的義務是統一無差別的，沒有承擔義務所負的法律責任也是統一無差別的。然而，各地對落實植樹“義務”的規定五花八門，導致“全民無差別的法定義務”變成了有差別的“義務”，而且這一“義務”被各種不同目的隨意發揮，甚至成了“創收”的載體，其結果不是強化了公民義務植樹的自覺，不是彰顯了義務植樹的實際效果，反而是引起了社會廣泛質疑，消解了作為法定義務的權威性。

    回到國務院的規定本身，最重要的規定是“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男十一歲至六十歲，女十一歲至五十五歲，除喪失勞動能力者外，均應承擔義務植樹任務，各單位要將人數據實統計上報當地綠化委員會，作為分配具體任務的依據。”這一規定本身，實際就包含了兩個方面的義務，一是公民應該盡到植樹的義務，二是綠化委員會應該盡到分配具體任務的義務，分配具體任務就包括在哪里植樹、植什么樹、植多少樹等，要確保公民履行義務植樹的條件。但問題是，各地關于義務植樹的規定，只重視了公民應該盡到植樹的義務，而幾乎都忽略了綠化委員會的義務。在這個意義上，很多公民、單位沒履行義務植樹的法律責任，不是公民、單位的原因，而是因為綠化委員會沒盡到相應義務，責任怎能全部由公民、單位承擔呢？

    實際上，國務院的規定中，對于沒有盡到義務的處罰是要求是“所在單位要進行批評教育，責令限期補栽，或者給予經濟處罰。整個單位沒有完成任務的，要追究領導責任，并由當地綠化委員會收繳一定數額的綠化費。”也就是說，對個人來說，接受批評教育是首要的，限期補栽或者給予經濟處罰可以選擇；對單位來說，追究領導責任與收繳一定數額的綠化費是雙重的。但問題是各地的規定，直接忽視了對公民的“批評教育”和對單位領導的“追究責任”，簡單都變成了“繳費”。法定義務是不能用錢抵消的，如果錢能抵消法定義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成了一句空話。各地用繳納綠化費作為履行植樹義務的形式，已經從根本上違背的法律本意。

    面對越來越多的質疑，已經生效實施30多年的《國務院關于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實施辦法》，很多地方已經不符合當下形勢了，這正是各地隨意發揮的一個重要原因。基于此，在考慮糾正各地不合理做法的同時，估計也要考慮修改完善《實施辦法》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