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兩旁植樹，這在我國的周代就是一項制度。當時的道路大都由官方出資修筑，有別于私家開掘的便道，故被稱作“官道”，種于“官道”兩旁的行道樹便叫做“官樹”。

 

　　據(jù)《周禮》記載：“國郊及野之道路”旁必種樹，叫作“列樹以表道”，兼“以蔭行旅”，即在道路兩旁整齊地栽植行道樹，使路與非路有了較為明確的界限，也便利旅客行人遮陽擋雨。負責植樹工程的往往是一州一縣的“長官”。西周時期，國家機構(gòu)中就專設掌管林政的“山虞”和專管護林的“林衡”。

 

　　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大修“馳道”于天下，東到燕齊，南達吳楚。“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樹以青松”，即在寬達五十步的馳道兩側(cè)，每隔三丈種一棵樹，使秦代的林蔭大道遍及全國。前秦建都長安，前秦的大臣王猛號召廣種行道樹，大大改善了長安的市容景色，當時有句民謠：“長安大街，央樹楊槐。”

 

　　歷經(jīng)風云變幻，行道樹木時有興衰。南北朝時，曾于道旁設置堠以計里程。韋孝寬任雍州剌史時，下令境內(nèi)道旁植槐樹以替堠，既免維護，又庇蔭行人。周文后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于是，道旁植樹又普遍推行。后人指槐而懷人，韋公便在百姓心中建立了頗可懷念的政績。

 

　　唐代，“官樹”的種植趨向多樣化，并由城市向農(nóng)村延伸。如規(guī)定：“種田一畝，種桑兩棵。”凡驛站與驛站（道）之間，都要種植行道樹。唐開元中期還通令各地，在通道兩旁都要種植各種樹木，以蔭蔽行旅的往來。唐文成公主遠嫁西藏時，曾特地從長安帶去柳樹苗，栽植在拉薩道路兩旁及大昭寺四周。這些樹被藏族人民親切地稱為唐柳和公主柳，不僅庇蔭著拉薩世世代代的百姓，而且表達了對柳樹成蔭的故鄉(xiāng)的思念。唐代還將發(fā)展和保護行道樹作為考察地方官吏政績的重要依據(jù)。白居易任杭州知府時，修筑白堤，以桃樹和柳樹作為堤邊行道樹，既美化了西湖環(huán)境，又使柳樹成蔭、桃花燦爛。對此，后人王稚登曾在他的《十錦塘》詩中贊道：“湖邊綠樹映紅闌，日日尋芳碧水灣。春滿好懷游意懶，鶯撩吟興客情閑。波中畫舫樽中酒，堤上行人岸上山。無限風懷拼一醉，醉看舞蝶繞花間。”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為官期間，不但曾“手植黃柏二百株”，而且對種植樹木的成活率總結(jié)出“植木之性，其木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的經(jīng)驗。

 

　　在宋代，行道樹種植范圍更為廣泛，當時從福州古田縣海口鎮(zhèn)，直到海南道路兩旁，除種上蒼翠的松檜以外，還雜種荔枝，遠遠望去卻似一片連綿不絕的林帶。有趣的是，當時不少城市的路名，也以“官樹”的品種作為命名的依據(jù)。如長安的街溝多植高楊，因此被稱作“楊溝”，天街兩旁廣種槐樹，俗稱“槐街”；曲江池多植柳樹，被稱作“柳街”……

 

　　元代，曾頒布過比較完整具體的《農(nóng)桑之制》，規(guī)定：“每丁歲種棗樹二十株，土性不宜者種榆柳。”明代民間流傳種“子女樹”的習俗，凡子女出生，就在房前屋后種植樹苗數(shù)株。襁褓中的嬰兒一天天長大，沃土中的小樹也一天天向上。待到兒女嫁娶之時，樹木亦已長成，可作嫁妝的家具之用。

 

　　清代，植樹護林、美化環(huán)境的意識更加深入。《贛州府志》載：清初“贛南林業(yè)管理歸道，縣二級直屬第二科……若有違犯……重者交縣直屬二科處理。”為了動員群眾植樹，甚至作出“不樹者，無槨”（不種樹者死后不給棺槨）的規(guī)定。為了促進植樹綠化，清政府指派駐意大利公使吳宗潦從國外引進用途極廣的新樹種——桉樹。清代名將左宗棠在西北廣種行道樹木，可謂近代林業(yè)史上的一項壯舉。公元1875年，左宗棠任陜甘總督督辦新疆軍務，興筑從陜西通往新疆大道的同時，下令將士東起玉門關，西至迪化（烏魯木齊），沿途植柳，并貼出告示：“有毀樹者，即軍法從事”，以加強對新栽行道樹的保護。一時間，垂柳夾道，蜿蜒二三千里，使昔日的荒漠大道變?yōu)榫G色長廊。后人有詩贊曰：“新植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如今，河西走廊仍綠柳成蔭，春風蕩漾，美不勝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