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馬向明：

　　城市是一個龐大的網絡，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看起來是少數的政治家決定城市，其實城市是被更龐大的一個網絡決定的，無論誰在這種大趨勢、全球化的格局下，力量都是有限的。城市更新的問題是需要時間和機制解決的。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倫敦的道克蘭區原來是一個碼頭區，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就衰落了——因為船變大了，進不了原來的碼頭區。從1971年英國政府第一次提出道克蘭區的更新，到1981年成立開發區，整整耗費了10年時間制訂各種計劃。

　　為了確保城市更新的系統性，英國在1981年為此成立了專門的公司，區域內劃定了企業區，進入可以免物業稅，還有中央政府有專門的資金推動，因為如果靠單一的土地開發手段是很難達到目標的。為了達到轉型，第一是土地的獲取，第二是交通環境的改善——所以做了一條輕軌，第三是環境的改善。

　　這種更新下，該區域一定是一個綜合的區，有商務也有居住，不同的區，記憶歷史是用不同的辦法，中央商務區用原來碼頭的水網格局記憶歷史，居住區和公共空間保留原來的建筑。

　　廣州土人景觀顧問有限公司首席設計師龐偉：

　　好的城市要為少數人留下充分地盤

　　“多數人”在政治上可能是正確的，比如說選舉選出了一個總統。但是文化上“多數人”經常是錯的。今天少數人常常活得不容易，尤其說到“一小撮人”時——你千萬不能成為“一小撮人”，不然就非常危險，幾乎是人類的敵人了。可實際上多少有意義的事是“一小撮人”干出來的？哥白尼屬于“一小撮人”，埃菲爾鐵塔、法國盧浮宮前的“金字塔”都是“一小撮人”干出來的，這種事情太多了。

　　所以，多數人的城市——或者說“好的多數人的城市”是為少數人的權力留下充分地盤的，是包容、多元的。

　　就以廣州而言，比起農民運動講習所，比起黃埔軍校，當代的廣州建設更加難能可貴，所以我旗幟鮮明地認為，我們多一點包容，多一點呵護，多一點為少數人尊嚴、工作考慮的價值取向。我們警惕多數人，多數人不是做天文學研究，也不是在推演精神生活，他們是在打麻將，沒有必要把多數人的文化取向抬得非常高。

　　《南都周刊》執行主編許慶亮：

　　以發展為主導，將把下一代養成暴發戶

　　在中國，市委書記和房地產商決定怎樣發展，城市就會按照他們的模式發展。中國的整個三線城市基本都是復制粘貼，每個城市的個性都被磨平了，成了高樓大廈堆砌的、沒有個人精神氣質的城市。

　　這么多年，我經常和北京、上海以及其它城市的朋友溝通，廣州有什么好？最后慢慢歸結為一點：廣州離北京遠，離香港近，遠離權力中心，有相對的政策上的自由度和寬容度；離香港近，則便于形成相對自由的、高度發展的市民文化。

　　對于一個城市來說，決定性的東西不是硬件，而是這個城市的人組合起來的精神氣質。一個城市難道只有拆和建，只有不斷創造GDP才是發展唯一的路徑嗎？我們能不能讓更多的人有藝術熏陶，能夠接受更有價值引導的東西，我們沉淪世界的每一個舉動，都會在每一個幼小的心靈上投射一個印記。如果是以發展利益價值主導城市的規劃發展，我們對下一代的培育是不是就是在把他們往暴發戶的方向推？

　　廣東保利地產董事長余英：

　　規劃應該由學者、專家決策

　　1992年我在規劃局，檢討珠江新城規劃的時候，經常挨領導罵，說你們規劃局這些人、什么規劃師啊你們懂規劃嗎，廣州珠江新城又不是北京、上海，要那么多辦公樓干嘛啊？多建點住宅嘛。我們就在1992年珠江新城規劃檢討時加了一些住宅。前兩年又聽領導說，你們這幫規劃局的專家真是沒有前瞻性，你看珠江新城建這么多住宅，廣州現在已經是中國第三城了，趕緊把珠江新城東擴，把員村都拆了，多建寫字樓。

　　我說這個例子，主要是說廣州應該由真正的專家、學者決策，而不是官員決策，可能對我們更加理性的分析有利。我認為現在廣州市的一些西關大屋、包括一些質量好的工廠，可能比其他建筑更加值得保護。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哲文所所長曾德雄：

　　官員都面臨“GDP焦慮”

　　廣州最近一直在討論紅專廠去留問題，不能說我們的官員沒有人文情懷，但是他們也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GDP的焦慮”，很多領導一講話都是危機意識，說廣州明年要被天津趕上了，我們的“老三”地位要不保。

　　因此，在廣州天河容納像紅專廠這樣的地方給藝術家做創意，是不現實的。我的觀點是，最好是保留一兩棟典型性建筑，同時金融城里留出一點地方，給藝術家繼續創作。保留紅專廠實際上是一個文化風向標的問題，更多體現城市對文化的態度，這個就比較重要了，如果一個城市對文化這樣一種態度，那這個城市是沒有聲譽的，文化具有“道義的正當性”。有趣的是，以前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紅專廠，但是聽說要拆了，好多人都去，大家關注的其實是一種文化，大家關注的是在這樣一種現代化不可阻擋的城市化過程中，自己的精神家園如何安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