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法》的通過可謂是旅游行業的一件大事。簡單說,抑制景區門票漲價的措施,無非兩點:提前6個月公布、舉行聽證會。總之,諸如《旅游法》中聽證條款、概念界定等等環節,在具體的實施細則、司法解釋或配套制度層面,還需要進一步細化。

　　《旅游法》的通過可謂是旅游行業的一件大事。其中,關于控制門票價格上漲所作的規定,尤為引人關注。

　　《旅游法》中關于門票定價的內容主要有兩處:“利用公共資源建設的景區的門票以及景區內的游覽場所、交通工具等另行收費項目,實行政府定價或者政府指導價,嚴格控制價格上漲。擬收費或者提高價格的,應當舉行聽證會,征求旅游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論證其必要性、可行性。”、“景區提高門票價格應當提前6個月公布。”

　　簡單說,抑制景區門票漲價的措施,無非兩點:提前6個月公布、舉行聽證會。消息一出,不少人拍手叫好,“景區門票漲價將被嚴控”、“《旅游法》問世,景區門票或實行低票價制”、“門票想漲價,先過聽證關”……無論是新聞媒體還是百姓口碑,很多人對《旅游法》抑制票價上漲心存期許。

　　應當承認,兩項舉措確實對一些景區的門票價格上漲設置了“門檻”。尤其是“提前6個月公布”,這給各方表達意見留足了時間,景區在做出漲價決定前不得不預估壓力指數。再者,聽證會制度原則上能防止景區“一言堂”,在理想狀態下,能夠起到民主決策和民眾監督的功效。

　　然而,靠《旅游法》“摁住”門票上漲,筆者并不樂觀。

　　先來看“門票調整聽證會”制度,其實這并非新鮮事物。當年九寨溝、峨眉山、趵突泉、千佛山等景區票價上調,無一不是經歷了“聽證會”。九寨溝門票調整聽證會上,22名聽證代表,有18人贊成漲價；去年8月份,峨眉山門票調整聽證會上,21名代表中只有1名建議暫緩漲價,其余全部贊成……無論哪里的聽證會,結果都是出奇相似:聽證代表“絕大多數贊成門票漲價”。這似乎與媒體及眾多網友抗議指責的“民意”不符。難怪有人稱“聽證會”已經變相成為“聽漲會”,更有甚者,稱“聽證會”已經異化為景區合法漲價的道具。

　　其實,問題的癥結并不在聽證會本身,而是聽證會代表的產生辦法和產生方式并不明晰,多半是“誰漲價誰召集”,組織方自然不會做“搬石頭砸自己腳”的事情。

　　現在,《旅游法》雖然以法律形式將聽證會制度加以確定,但只是提到應征求“旅游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算是簡單規定了聽證代表的來源范圍,對選舉和產生辦法卻并沒有具體規定。《旅游法》中的“聽證”實際上與以往的“聽證”并沒有本質區別,很容易再次走上“越聽越漲”的老路。

　　同時,《旅游法》中涉及票價的景區類型,特指“利用公共資源建設的景區”,這里的“公共資源”如何界定?也并不清晰。以鳳凰古城為例,雖然有沈從文故居等屬于政府的文物保護單位及政府資產,這應算作“公共資源”,但也夾雜著不少私有產權性質的民居；還有類似平遙古城及各種“鄉村人家”景區；因山因湖而建的人工景區等等,它們能否參照“利用公共資源建設的景區”來管理?目前也缺乏統一的界定辦法和評判細則,這就給景區“混淆公私”、擺脫《旅游法》束縛,留下了空子。

　　總之,諸如《旅游法》中聽證條款、概念界定等等環節,在具體的實施細則、司法解釋或配套制度層面,還需要進一步細化。否則,將難以對景區漲價形成制度上的約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