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一場特別的展覽在北京植物園科普館對公眾開放，這場題為《大豆與人類》的展覽帶領觀眾走進迷人的“大豆文化”。很多觀眾看后感慨，真不知道這種熟識的植物5000多年來在給人類提供美食的同時，還和它的姊妹群承載著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

　　“合歡讓人忘掉不絕如縷的愁緒。紅豆代表綿綿不絕的思念。大豆是古代祭祀祖先和天地的必需品，盛放豆子的容器也成為古代禮制中權力和地位的象征。”參與展覽主辦的中科院植物所博士、北京自然博物館副館長馮廣平向記者娓娓道來。

　　他和他的團隊正致力于植物文化的研究整理。學校里一般種植桃樹、李樹，寺廟中多種植菩提、荷花……植物身上長期沉淀的文化內涵，在其種植推廣中起到很大作用，但這種植物文化一直缺乏系統研究。隨著一些古樹、古園的消失，附著其上的植物文化也漸漸被人淡忘。

　　植物承載的文化資源缺乏系統挖掘整理

　　“香樟花園”“銀杏莊園”……這是些富有詩意和歷史的名字，就因為有了一棵古樹，樓盤的價格就飆升到唬人的程度，購房者還趨之若鶩。這樣的場景，在馮廣平眼里，大多時候是無限的傷痛。因為樓盤中的古樹是新近移栽的，它見證的歷史被毀掉了。

　　馮廣平和他的團隊正在努力推進植物文化研究。“植物文化研究的核心是要弄清人類為什么要選擇特定的植物種類，以及圍繞這些植物種類都有哪些物質的和精神的文化成果。”他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同樣是柏樹，圓柏栽在紫禁城中，側柏則栽于太廟內。這樣的規制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

　　開啟這個新的研究方向，始于2008年。當時，盜掘古樹的報道開始頻繁見諸媒體。“這種現象讓人心痛。”馮廣平說，“移栽古樹的目的是讓沒有歷史的地方看起來有歷史、有文化，但這樣做，是在偽造歷史的同時，還毀掉了真正的歷史。古樹離開了原來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它記載和見證歷史的標志作用立即消失，而它本身則由一個活的文物蛻變成了一棵普通的樹。同時，不法分子為利益所驅使，開始肆意毀壞這些珍貴的資源。如果不采取措施，非但我們真正的歷史不能保護，連我們的生存環境也要受到威脅。”他說，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就是要在還來得及的時候，趕快弄清和梳理植物尤其是這些珍貴的活文物所見證和記載的歷史文化，為后人保留一份真正可靠的資料。

　　中國植物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洪德元很肯定他們的做法。“我國在認識和使用植物方面有著漫長的歷史，以植物為載體的文化元素和文化事件浩如煙海，不可勝計，挖掘植物背后的文化故事，也是未來植物科學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

　　在此之前，我國一直缺乏對植物文化的系統研究，園林專業出身的包琰也是植物文化研究團隊中的一員。她回憶說，在校學習時，課程中沒有專門系統的學習中國植物文化的內容。如今在讀的一位園林專業碩士生也告訴科技日報記者，他們現在依然沒有專門的植物文化課程。

　　在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文采看來:“植物文化研究，是前瞻的，也是適時的。人類自覺地認識和馴化植物有近萬年的歷史，積累了大量物質和非物質的文化成果。這些成果需要科學地研究，認真地保護，使其成為未來發展的財富和動力源。”

　　研究從古樹名木開始

　　印證歷史的古樹黃帝手植柏、作為黃山地標的迎客松、園林造景首選的中國四大長壽觀賞樹種（松、柏、槐、銀杏）、記載圖騰崇拜并在寺廟中廣為種植的娑羅樹（又名七葉樹）……“人類文明的推進中，植物和人類的關系是雙向選擇的。不僅是人選擇了植物，同樣植物也影響了人。”馮廣平表示。

　　他給記者舉了個例子。好比小米，最初是從狗尾草馴化來的，是中國北方最早栽培的作物之一。古代中原地區，小米是主要的食物，人們將小米視為活命之糧。“同樣需要蛋白質，西方人適合肉食，中國人的腸胃更適宜于小米，這就是歷史發展過程中人和植物相互選擇的結果。”馮廣平說。

　　從人和植物的選擇關系角度重新審視植物，他們發現植物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應該加以系統地整理和研究。而很多古樹名木是串聯眾多歷史事件和文化現象的鮮活脈絡，研究便從古樹名木開始。這一設想得到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趙志軍研究員、中國地質大學孫克勤研究員、中科院植物所等科研機構以及海外眾多專家學者的支持與積極參與。

　　研究者們開始了系統的野外調查和資料整理工作。他們首先選擇文化遺產資源富集的北京周邊、關中平原、河洛谷地、汾河谷地、魯中山地、太湖周邊、成渝平原及古徽州地區為代表性區域。隨后，調查研究的成果以一套“中國樹木文化圖考系列”叢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目前已出版的包括：《北京皇家園林樹木文化圖考》《秦漢上林苑植物圖考》和《徽州樹木文化圖考》。

　　在這些圖書中，古樹成為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研究者們在書中分析這些古樹被選擇的原因、親歷的社會變革和人類活動，以及伴生建筑或聚落的傳承次序。

　　《北京皇家園林樹木文化圖考》重點介紹了我國現存最大的皇家園林中的130余種常見樹木，對每一種樹木的地質時期的起源、植物學特征，以及其被選擇作為藥物、造園要素、詩詞繪畫題材等多方面的文化內涵作了深入的考證。《秦漢上林苑植物圖考》則考證了世界已知最大的植物園――上林苑的植物類型，及其植物造景的傳承和發展。許多原本野生的植物被人類選擇作為風景園林植物，都可以溯源到秦漢時期的上林苑。國際植物園協會主席賀善安研究員評價該書：“從浩繁的古籍文獻中梳理出上林苑植物名稱230個，通過艱苦地訓詁和考據，考釋出61科94屬116種植物，并且以150多幅彩色圖片和線條圖展示植物的花果形態和細部特征。上林苑的植物面貌不再是語焉不詳的描述，而是科學準確的展示。”

　　讓植物文化體現出現實意義

　　和一些花木生產者聊起某種植物的自然屬性、栽培歷史、人文典故，他們常常會一臉茫然，“這和我有什么關系？”在他們看來，虛無縹緲的植物文化遠不如多賣幾棵樹苗來得實在。其實長期積淀的植物文化在植物種植推廣中可以起到重要作用。馮廣平和他的同事希望他們的研究能“讓記載歷史細節的植物文化體現出現實意義，讓社會因其豐富的內涵而更樂于保護這些植物”。

　　最近，他們的研究便在會稽山香榧林申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香榧樹是中國特有的木本油料樹種，香榧果是世界稀有干果之一。浙江紹興會稽山上有一片香榧樹林，那里一顆香榧樹結出的果子能賣幾十萬元人民幣。但這片據說已有千年歷史的香榧林在申請世界農業文化遺產過程中，面臨一個難題，就是其特殊的歷史文化意義闡述不清。這一質疑通過植物文化研究，得以回應。文獻考據顯示，蘇軾在任杭州知州時，曾寫有贊美會稽山香榧的詩，“彼美玉山果，餐為金盤實”，香榧自此而聞名。樹齡測定表明，會稽山香榧林，確實已經存在了一千多年。

　　在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研究員看來，植物文化的研究“兼顧理論探索和應用實踐，是植物學應用于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有益探索”。

　　目前植物文化的研究還在繼續，在河洛谷地、在岱岳山區，研究人員的野外調查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河洛樹木文化圖考》和《岱岳樹木文化圖考》這兩本書有望在今年內完成。“這只是我們工作的第一步。”馮廣平說，“等到植物文化成為一種創意產業資源，當地居民因此而獲益的時候，我們的研究才算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