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英國的“福利國家之父”威廉·貝弗列奇發表《社會保險（放心保）及關聯服務》的報告，提出消除“貧窮、疾病、懶散、無知、骯臟”等社會問題，建立以醫療保健和國民教育為核心的全國性社會保險制度的主張。這些經濟思想與社會政策主張，受到長期處在城市化社會問題困擾的英國政府的贊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倫敦的大規模重新規劃的現實契機并非政府有意為之，而是起源于這個城市歷史上的一個污點：“倫敦毒霧事件”。

　　1952年12月5日的“毒霧事件”讓倫敦市民至今心有余悸。由于逆溫層籠罩，倫敦連日寂靜無風，煤炭燃燒產生的粉塵、有毒氣體和污染物在上空蓄積，引發大霧天氣，整座城市彌漫著濃烈的“臭雞蛋”氣味。人們走在街頭，甚至低頭看不見自己的雙腳。

　　當時，倫敦正在舉辦一場牛展覽會，參展的牛首先對煙霧產生反應，350頭牛中52頭嚴重中毒，14頭奄奄一息，1頭當場死亡。不久，許多市民也感到呼吸困難、眼睛刺痛，發生哮喘、咳嗽等呼吸道癥狀的病人明顯增多。從12月5日到8日，倫敦市死亡人數達4000人。9天后，毒霧逐漸消散，但之后的兩個月內，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統疾病。

　　倫敦毒霧事件由此拉開了第二次大規模治理城市化負面問題的序幕。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管理者們開始進一步強調合理規劃與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理念，并在之后的實踐中一以貫之。

　　但是，規劃和福利也沒有一勞永逸地解決倫敦城市化中的所有問題。

　　倫敦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導致的結果是社會貧富差異過大，二戰后的福利社會制度成為治愈這種“英國病”的藥方，以保證城市化進程繼續推進。然而好景不長，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年的良藥又轉換為新的病灶，城市化導致的第二輪“英國病”又開始影響到倫敦人的生活。

　　化整為零走出暗黑森林

　　城市化中高福利制度的結果是大政府，而當經濟不振的時候，政府只能靠借債才能維系福利支出，而沉重的財政負擔又反過來進一步拖累了經濟，這就是新一輪英國病的體現。階層分化、教育缺失、福利錯位導致了一系列嚴重的結果，在這一時期，不但失業率高漲，而且一種頹廢的思潮成為社會的主流，這使得高樓林立的倫敦成為每個人的暗黑森林。

　　倫敦東區就曾經是一塊讓人敬而遠之的地區。那里街道狹窄、房屋稠密，犯罪率居高不下。早期臭名昭著的“開膛手杰克”就曾經在這一帶以殘忍的手段連續殺害五名妓女，留下了一段撲朔迷離的百年懸案。

　　從1985年開始拍攝至今的《東區人》就反映了倫敦東區一個群體的生活狀態。在倫敦東區虛構的阿伯特廣場周圍，有酒吧、超市、夜總會、社區中心，慈善商店、咖啡館和各種小型企業，還有一個公園和其他配套設施。生活在這里的居民受到經濟衰退的困擾，周遭充斥著失業者，全家都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的人，整個社區都處于一種壓抑的氣氛之中，所有人都看不到希望。

　　寫實的《東區人》在2000年、2002年和2006年連續獲得英國電影學院獎。在獲獎的同時，人們也在思考應對這輪城市病的方法。對此，倫敦采取的應對方式是分散大城市功能，通過合理規劃促進小型衛星城的發展。在規劃中，對衛星城位置的選擇條件非常嚴格，這些條件包括：有足夠的水資源供應，但要避開水源地，良好的排水條件，靠近主要交通線，離城市建成區的距離合適，避開名勝古跡或風景區，避開優等農業用地等。

　　倫敦先后建設了8座新城，都是在原有村落基礎上建設的，與主城區之間的距離在40公里左右。這樣安排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新城和中心區相連，并且較遠地區的土地價格相對便宜，新城建設容易實現收支平衡。新城人口的規模并不大，最大的也就10萬人左右。新城的設計要滿足人們就業、生活、娛樂所需，因此，均擁有支柱產業和較大型企業，并配有學校、醫院、體育、購物中心等設施。例如，海默爾漢姆斯蒂德有英國服裝品牌雅格獅丹總部、服裝品牌NEXT的分銷中心、英國石油公司BP的飛機燃油部門總部；海特菲爾德擁有移動運營商T-Mobile總部；維恩則擁有羅氏制藥公司英國總部。

　　衛星城的發展成為解決大城市病的泄壓閥，吸引了一些在倫敦中心區找不到好機會的人前來工作和生活，這又創造了住房需求、基礎設施需求、家具和家用電器的需求，所有這些都是新興工業。衛星城同樣給更高效率的工人帶來了更高薪水，也創造了消費和新興服務業。

　　按照英國政府發布的《聚焦居民與遷徙》報告，目前英國約有80%的居民生活在城鎮中。作為城市化副產品的城市病，倫敦遠未完全治愈，比如2011年夏天倫敦發生的大規模社會騷亂，就再次為人們敲響了警鐘。

　　在那次騷亂中，18到24歲的年輕人被貼上了“城市失敗者”標簽。

　　如何從經濟、社會和心理上重塑本該朝氣蓬勃的年輕群體，是倫敦最需要面對的問題。在騷亂發生一年后，奧運會在倫敦東區舉行，但那場以“激勵一代人”為口號的盛會在多大程度上抹平了年輕人的傷痛呢？直到現在，倫敦年輕人的失業率還在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