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修建地鐵，必然是與現有利益的一個拉鋸、博弈和妥協的過程。如果地面成本過高，既有利益過于強大，就選擇地下開挖，能避則避；相反，能夠大面積在地面明挖的，往往是因為相對成本較低。那么在施工方眼中，成本相對低的，就有馬路、平房、公園、綠化帶等。因此天河公園被選中成為三條地鐵線的換乘站，并不全因為地鐵接駁公園有益公眾，而是這里真的是一個絕好的開挖平地。甚至占用的地皮也是姓公的，處理起來比較順暢，免除大量的拆遷麻煩。所以這也是許多開挖都選擇大馬路上的一個道理。

　　在廣州，通過置換綠化換取施工空間，乃至真的讓綠化帶從此消失，此舉并不乏見。因此在廣州的主干道往往很難見到矗立幾十年沒動過的參天大樹。一旦要擴路、修橋和建地鐵，首先就要犧牲這些寶貴的城市守望者。這種功利思想和短期行為，無非就是有所謂的技術保證：保證可以復綠，保證遷走的大樹可以遷回來。于是有生命的綠化就在規劃隨意性之下，像積木一樣成為隨機構件，全然無視自然規律的漫長演變和水土依賴。當初花城廣場的木棉樹凋敝，今天天河公園的遭遇，都是這種讓綠化為城市隨時服務、隨時退縮、隨時滾蛋的最明顯注腳。

　　地鐵建設對廣州的意義當然不必多言，甚至對于從來不去公園、不需要在大自然休憩的人群來說，地鐵價值遠比幾千棵樹木重要得多。很不幸，職能部門也在間接地支持這種觀點。在一些人眼中，一大片林木不過就是一堆木頭，完全就是成本，只要投資概算中能把遷移和復綠的成本消化就夠了。對于這片關乎周邊居民乃至廣州市民的綠地，其生老病死遷移往來，卻幾乎沒有發言權、只有接受的義務。樹木無聲，于是建設施工的一系列程序中，就留有了這種環評的漏洞，甚至成為降低成本的潛規則。

　　在一個法治完備的地方，哪怕遷移一棵老樹，都需要告知公眾、做出解釋和保證，并有嚴格的程序做出補償和保障，而不是只要部門蓋章同意就能通過的。

　　有一定年份的大樹，本身就像有一定年代的紀念建筑一樣，同樣有著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乃至人文價值。樹林被鏟除后，重新再種回來，成活率能有多高，被毀掉的生態系統多久才能恢復，這些細節卻少有程序上的檢討和問責。經過若干年累積起來的公共資源，如此就能輕易被移除，公園因此荒蕪，其價值其實已經重新清零。什么時候，對一個公園一片樹林能保持足夠敬意，用規劃和法治來捍衛之，那才算是真正意義的文明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