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科技考古方法與手段的拓展與成熟，對考古發掘中獲取各類遺存的分析與研究成果日趨豐富，曾經不被重視的植物遺存的考古學價值也日益凸顯。10月19—20日，由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的“農業起源與傳播國際學術討論會暨中國植物考古學新進展研討會”在濟南召開。

　　植物考古研究意識更加明確

　　相對于動物考古等其他考古學分支，國內以植物遺存為研究對象的植物考古學起步較晚。1992年，《農業考古》發表了一篇題為《植物考古學概述》的文章，首次向國內學術界系統地介紹了植物考古學。該文作者、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實驗研究中心主任趙志軍在文中預言，植物考古學將成為我國考古界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20世紀90年代以前，學界對植物遺存研究雖有所涉及，但更多的是植物學家的工作。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陳雪香告訴記者，當時人們尚沒有明確的植物遺存采集意識，只是偶爾將發現的遺存顆粒采集后交由植物學者進行鑒定。

　　趙志軍說，不同于植物學，植物考古學是為了認識古代人類與植物的相互關系，進而復原古代人類生活方式和解釋人類文化的發展與過程。

　　陳雪香介紹說，在研究目的確立后，植物考古學已不同于早期隨機性的植物遺存研究。在近年來的遺址發掘中，植物考古研究意識更加明確，植物考古已經成為遺址發掘工作的基本內容之一。

　　中國植物考古學成果引世界關注

　　進入21世紀后，隨著考古學區系類型研究的成功開展，深入了解古代人類的經濟生活、生態環境成為考古學研究的迫切需要。在這一形勢下，植物考古研究理論更加明確，方法愈加成熟，應用范圍更為廣大，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古代農業起源與傳播發展過程、環境與人類文化關系研究兩個方面。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考古學系教授加里·克勞福德介紹說，植物考古學發展非常迅速，既表現在方法手段的創新，也表現在新材料的積累上。從國際范圍看，植物考古學一直是考古學中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分支學科。近年來《當代人類學》刊物集中兩期專門發表研究植物考古學的文章。在2011年的一期中，有4篇涉及東亞地區的植物考古學，其中2篇討論中國的植物考古學。

　　中國考古遺址中的植物遺存具有歷史悠久、地理分布廣泛等特點。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孔昭宸表示，對遺址中的植物遺存進行概率乃至定量統計，有助于了解中國的稻、粟、黍、豆、麥等農作物的起源、演化和傳播，并進而探討先民的經濟生產方式、食物結構以及其與自然環境間的關系。

　　加里·克勞福德認為，從理論上來講，植物考古學的發展方向應該多元化，未來一個重要的領域就是人類與生態間的關系。

　　事實上國內已有學者注意到加里·克勞福德所提到的植物考古學的新領域。據了解，以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靳桂云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充分利用了針對自然科學中第四紀古環境和古生態的研究方法開展環境與人類關系研究。在研究人員的組成上，植物考古學的生態史研究課題都是由考古學家和古環境科學家共同攻關，實現了多學科合作、優勢互補、成果共享。

　　植物考古學復原中國史前農業整體面貌

　　“就國內植物考古學當前的主要研究任務而言，逐漸梳理出中國古代農業的整體面貌，使其發展過程與脈絡逐漸清晰，是國內植物考古學者正在集體致力的學術理想。”趙志軍告訴記者。

　　稻作農業是植物考古學界長期以來的討論熱點。目前我國發現史前水稻遺存的地點已有上百處。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教授張居中介紹說，通過對這些遺存地點所在位置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史前稻作遺存主要分布于黃河以南的大片地區，見于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各地區稻作遺存形態不同，分析其稻種和稻作行為以及栽培技術的差異，可以發現各地區稻作農業的發展階段及其傳播關系。

　　目前，包括四川盆地、內蒙古赤峰在內的全國50%以上地區，與其古代文化發展序列相應的農業發展狀況已有成熟的考古結論。雖然現在研究時空上還存在部分缺環，但趙志軍相信，在未來10年內，中國史前農業發展的全貌“拼圖”可以完成。

　　雖然尚存一些爭議的問題，但是趙志軍認為，對古代農業的認識不應滿足于對某件單一的出土遺存的年代鑒定層次，農業經濟是由采集狩獵經濟轉化而成的，從野生祖本到進化傳播，這是一個可能長達四五千年的量變過程，因此對作物的起源研究需要有一定數量的序列樣品作為證據加以比較，并對同時出土的其他可食用植物進行比例分析，這樣才能從時空上盡可能科學呈現出其發展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