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東亞的中華文化圈慶祝新春佳節之際，2月開始歐洲也將迎來一系列慶祝春天到來的傳統節日。威尼斯狂歡節或許是其中最有名的。2014年的威尼斯狂歡節將從2月2日開始，持續約三周。這個號稱始于12世紀的古老節日似乎能夠滿足人們對歐洲的所有美好和浪漫預期，擁有“古老、純正”的傳統，是歐洲文明的重要代表。

　　事實上，這個節日真正廣為人們所知的歷史并不比中國的改革開放久遠多少。直至1979年，經由威尼托大區的反復提案，意大利政府才正式恢復威尼斯狂歡節的傳統，并投入一定經費進行支持，以期振興威尼斯本地的旅游業和經濟發展。而其選擇的舉辦日期也頗具考慮。確實，12世紀以來，威尼斯就有狂歡節的傳統，但是并沒有固定日期。而1979年開始選擇在2月-3月舉辦，主要還是考慮到帶動旅游淡季的游客人流。不過，當30多年過去了，沒人會在意這些細節，威尼斯狂歡節被理所當然的認為是歷史的傳統。這和金融業的一個判斷令人驚奇地相似：由于金融業高管人員從業經驗平均為25年，因此沒人能夠真正從上一次金融危機中得到教訓。威尼斯狂歡節的經驗似乎也給中國的旅游城市們帶來了未來翻盤的希望。

　　然而，即使中期歷史容易健忘，長期歷史所帶來的問題仍是無法回避的犀利。為什么威尼斯共和國，一個在12世紀國域覆蓋整個東地中海地區至塞浦路斯島，并曾經洗劫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海上帝國，到了20世紀后半葉居然要用個山寨的節日來振興當地經濟?其興盛和衰敗的原因是什么?

　　特殊的地位和鼓勵企業家的制度

　　威尼斯在地中海地區相對而言是一座歷史挺短的城市，在意大利則更是如此。隨著西羅馬帝國的奔潰，西歐便進入了漫長的“黑暗”中世紀，期間不間斷地受到來自東羅馬拜占庭帝國“收復失地”的騷擾。到了8世紀末9世紀初，法蘭克人控制了米蘭及其往東的地帶。而位于波河在亞得里亞海入海口的一片瀉湖區域的幾個小島就同時成為了法蘭克王國是否占領了西歐核心區域以及東羅馬拜占庭帝國是否喪失了所有在西歐據點的重要象征。

　　在經歷了幾次雙方各自無法戰勝對方的戰事后，最終在810年這片瀉湖地區宣布獨立，在812年它成為了法蘭克王國和東羅馬拜占庭帝國雙重保護的地盤，這里的居民需要對雙方同時交保護費。然而由于保護費的金額并不高，這里反而由于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和便利的交通條件成為了商人的熱土。威尼斯便基于此開始發展。

　　經濟制度的創新是威尼斯積累財富的基礎。誕生于此的Commenda制度也是合伙制公司和風險投資的原型。年輕的創業者和年老的出資方互相合作地中海的貨運生意，如出資方單方面進行貨船建造、船員工資、啟動資金等初始投資，則其將在最終利潤中分得75%;而如出資方出資2/3，創業者出資1/3，則出資方與創業者平分最終利潤。這一制度遠早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股票發行，使得威尼斯成為年輕創業者的樂土。

　　而同時，政治制度的創新使得創業者在獲取經濟利益后進一步獲得政治地位，更具突破性。核心內容有三項：第一，最終權力機構為大議會，最初由本地貴族提名的法官擔任，但每年接受由大議會隨機選取的四名議員所提名的100名新任議員入選，同樣接受提名入選的還有大議會的分議會，如主管立法、行政的參議院及四十人議會，這一制度確保了新興的經濟勢力得以參與國家政治、法制和行政工作;第二，威尼斯的名義首腦，總督，也由大議會進行選舉;第三，總督在就職前必須在大議會宣誓限制自身的權力。第二和第三項制度與后來的英國“光榮革命”類似，不讓國家首腦過多干涉國家事務。這些制度確保了“新鮮血液”的持續加入，從公元960、971和982年的政府文件中可以看到，大議會中的新人名字(即之前不屬于任何已知貴族家族的人員)分別達到了69%、81%和65%。

　　不斷進行自我更新的政治體制反過來也促進了威尼斯經濟和軍事實力的發展。更多新興的商業合同、合作模式被創造并且通過了大議會立法機構的審批，威尼斯進一步集聚了財富，并且成為了一個足以撼動東羅馬帝國的政治實體。在1082年，威尼斯獲得了在君士坦丁堡的獨家貿易權，威尼斯共和國版圖囊括整個亞得里亞海往東的海岸及愛琴海和地中海東部的大部分島嶼，實力達到鼎盛期。

　　封閉的體制和錯失的機遇

　　在新興創業階層不斷繁榮的過程中，傳統家族的勢力也被不可避免地削弱。這一過程在威尼斯雖然并不突然，但卻也必然，而在新老勢力在經濟與政治領域同時進行的角力也帶來了摩擦和矛盾。如何處理這些矛盾是人類歷史的經典話題，處理細節的不同卻會帶來日后體制走向的重大差異。

　　威尼斯共和國傳統精英階層最終以一種粗暴的方式處理了這一問題。1286年，由傳統精英家族所控制的四十人議會逐漸發力，在大議會通過了一系列法案。首先，給予了四十人議會對于大議會新增提名成員的否決票權力;其次，規定了父系家族議員席位的“自動”傳承制度;最后，進一步給予總督和四十人議會對新增提名成員的批準權。這些立法徹底關閉了新興創業階層在政治上的上升通道。到了1298年，非傳統家族的外部人員已經不可能進入威尼斯共和國的大議會。到了1315年，所有有資格進入大議會的家族名單被永久性地登記在了威尼斯共和國的“金書”上，這一制度也被稱為是威尼斯的Serrata(即關閉)。

　　即使坐擁優越的區位交通條件，封閉的政治制度最終也逐漸“關閉”經濟發展活力，昔日的優勢也變成了劣勢。與威尼斯長期競爭的城邦國家熱那亞曾分別霸占地中海東部和西部的貿易，貨種上也是各有定位。威尼斯面向東部，主導歐洲各王國與東羅馬帝國的貿易，主要貨種為金銀器、香料、手工藝品等高端奢侈品，而熱那亞面向西部和北非，主要貨種為糧食、油、紡織布料等大宗生活用品。

　　14世紀以后，政治-經濟體制還未封閉的熱那亞商人敏銳地察覺到了地中海西部一股正在上升的政治力量——尚未統一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各個王國，并且不遺余力地向他們傳授航海技術。最終，熱那亞人哥倫布于1492年為西班牙王室發現了美洲大陸，歐洲的貿易重點由此向地中海逐漸轉向大西洋。而前不久的1453年，東羅馬帝國滅亡，威尼斯的生存空間則被新興的奧斯曼帝國打壓。所有的問題：單一的貨種結構、錯失的大西洋貿易機遇、失衡的宗教勢力等一一呈現，進一步加劇了共和國的衰落。到了十八世紀，當歐洲其它國家都在經歷工業革命帶來的人口劇增時，威尼斯的人口則不斷下降。

　　到了今天，我們能看到的威尼斯只是一座博物館。它也許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博物館，但與其作為經濟中心而如日中天的地位相比，早就是一落千丈。豪華的總督宮(Ducal Palace)固然讓人流連忘返，但其背后有關新興經濟及傳統精英角力的歷史才是所有城市需要去思考和學習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