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城市文化遺產越來越多的流逝，我們必須重溫對中國近現代城市與建筑作出貢獻的先賢級人物，朱啟鈐（1872-1964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2014年，是朱啟鈐先生離世50周年，以學術活動及建筑出版遙祭在天之靈，重在寄望今人孜孜以求的不斷努力；2014年還是朱啟鈐創辦中國營造學社85周年，是他的學生梁思成“閑話文物建筑的重修與維護”發表50周年，其中的建筑遺產保護觀點早于威尼斯《國際古遺址保護與修復憲章》；2014年是“一戰”爆發100周年，更是朱啟鈐用“西學”理念，開辟北京第一座公園——中山公園100周年紀念日。

　　從朱啟鈐開辟北京中山公園說起

　　央視記者柴靜說，看朱啟鈐的照片，穿長袍、一派老實樣子，看上去是個十足的土氣老頭。但朱啟鈐是袁世凱的內務總長、交通總長和國務總理，也難怪新中國后周總理與他多次深談，體現了兩朝總理的默契。歷史地看，早在1910年朱啟鈐就開始主持對北京城市的改造，這與1850年奧斯曼的法國巴黎城市改造有許多相似之處，兩者都是為使中世紀封建都城適應現代社會需要而進行的早期現代化改造，有趣的是兩位主持者朱啟鈐和奧斯曼都受到了先擔任總統后又稱帝的獨裁者的支持。1900年初，由于北京東、西火車站啟用，正陽門前交通量大增。1915年為解決正陽門地區的交通壅塞，他聘請德國建筑師羅克格主持了正陽門改造工程。他力排眾議拆除了正陽門翁城，整修了前門，并在正陽門兩側各增開兩個門洞，規劃中的14條通衢穿越了曾不可逾越的皇墻，這些努力為現代北京城市空間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1914年，清帝國中軸線上的社稷壇成為了國民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亦名“稷園”，1928年更名為中山公園。事實上，早在1913年3月，孫中山在隆裕的唁電中對她主持和平遜位予以肯定，大總統袁世凱通令全國下半旗致哀一天，此時太和殿已布置成國民哀悼的會場，時任中華民國交通總長的朱啟鈐走進皇家禁地，據朱啟鈐的秘書劉宗漢回憶，此刻，朱啟鈐便萌生了在此開辟公園的想法。一年后的1914年，在朱啟鈐的努力下，民國政府得到紫禁城三大殿以南包括社稷壇的管理權，溥儀的朝廷空間回歸到乾清門以北的區域內。在當時沒有錢的情況下，朱啟鈐先捐出1000元，成立董事會，并對外募捐。他倡言，北京作為首善之都，可“向無公共之園林，堪備四民之游息。”于是，僅半年就籌劃到四萬多元，于是中山公園開始建設。

　　朱啟鈐對北京城市建設乃至文化傳承的貢獻豈止中山公園，還包括：他親自出面交涉，在中山公園與故宮之間開了扇門，將西華門內的武英殿辟為展室，展出皇家珍寶，并命名為“文物陳列所”。這是中國繼1905年南通博物苑之后的第一個博物館，更是故宮博物院的前身。雖然袁世凱極力復辟帝制，但時代進步要求帝制的物質空間變成人民共有的場所。時任內閣內務總長的朱啟鈐即將“洪憲皇帝”由紫禁城太和殿請入中南海，并將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致此，中國的權力中心便從紫禁城西移至中南海。伴隨著朱啟鈐“規劃”的天安門前那個封閉的丁字型廣場周邊門樓內的門扇及連接門樓墻壁的拆除，北京市民終于可以第一次在東西長安街上自由穿行了，從此結束了傳統面南背北的政治理念下的龍脈格局，正式形成了長安街的橫向對稱模式。

　　朱啟鈐留給中國建筑遺產的財富

　　早在1989年，中國營造學社成立60周年時，兩院院士吳良鏞便發表“發揮光大中國營造學社所開創的中國建筑研究事業”的文章，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也高度評價“中國營造學社匯刊是一種包含了極為豐富的（學術）資料的雜志，是任何一個想要透過這個學科表面，洞察（其本質）所必不可缺少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傅熹年稱“朱啟鈐是研究中國建筑的倡導者和引路人”，他認為，由于他的社會威望、學術地位，廣為學術界認同，其貢獻是導向性和開創性的。

　　朱啟鈐所創辦的中國營造學社，是我國第一個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學術機構。當朱啟鈐在清末創辦京師警察市政之時，對京城的宮殿、苑囿、城闕、衙署不論是遺址或建筑物都一一“周覽而謹識之”。當時學術界對建筑的研究，不過是到《日下舊聞考》及《春明夢余錄》之類的古籍中去查找考證而已。但朱則常與了解北京掌故的老人交談，與老匠師交往，從他們那里了解很多北京城的發展源流以及匠人世代口授的操作秘訣，這些都是不見經傳的材料。朱啟鈐認識到這些都是研究中國營造的可貴資料，因此他“蓄志旁搜，零聞片語，殘鱗斷爪，皆寶若拱壁”。朱啟鈐雖然大半輩子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但他對建筑的認識卻與近代的觀點十分相似，這是他的進步可貴之處。近代學者普遍認識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結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朱啟鈐在說明為何定名“營造學社”時不斷闡明了他的建筑觀。上世紀30年代初，人們對建筑的觀念還停留在磚、瓦、灰、砂、石的階段，鋼筋混凝土結構剛引進不久。建筑還沒有發展成一門復雜的技術科學（許多門技術科學的綜合產物）。朱啟鈐自然也不可能預見到這一點，但對建筑與社會科學及美學的互相交叉與滲透的關系，在他的建筑觀中已基本形成。由此可見，朱啟鈐創辦營造學社，并非是像其他失意政客一般的沽名釣譽之舉，而是他本人多年來對中國建筑的悉心研究與志趣所在。

　　從朱啟鈐為中國建筑文化傳承與發展的一系列貢獻看，他確可稱作中國最杰出的20世紀建筑遺產保護英杰，他不僅親自組織用“西學”手法及理念研究中國建筑文化，更是距今可查到的我國20世紀最早的傳統建筑保護卓越組織者及一系列有效研究的開路先驅。因此，紀念朱啟鈐及其中國營造學社的活動乃屬一種深層次、廣博文化的尋根行為。我們可以說，沒有朱啟鈐，就沒有中國營造學社，更不會有迅速到來的中國建筑文化遺產事業的輝煌。對此吳良鏞院士將其歸納為九個字即“舊根基、新思想、新方法”。其一，舊學與新學的結合，舊根基指學社的成員具有很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留學歸來的學者又吸收了新思想、新方法，投入到中國建筑的研究中；其二，文獻與調查相結合，訪求古籍，加以重印，研究、收集、保存有價值的文物資料；其三，及時將研究發現予以科學整理，并從理論上系統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