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諺曰：“神造鄉村，人造城市。”

　　相對于西方，北京的筑城理念更富哲思，道路的規劃也更完整精細。胡同，作為北京特殊的道路形態，因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而格外引人關注，且被寄寓了特殊的情感。

　　說胡同，要從井田制開始。《孟子·滕文公》說：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

　　大意說，一平方里的土地是一井，井是正方形的，一井有九百畝，分為九份，每一份是一百畝，中間一份是公田，其余八份是私田。每戶農民擁有一百畝私田，他們需要首先耕種公田，之后才能耕種自己的土地。《詩經》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便是那個時代經濟制度在詩歌中的反映。如果在九百畝的土地上劃出九等份，那么，表現在漢字上，必然是“井”字的形狀。這樣的土地制度被表述為井田制，也就可以理解。

　　與井田制對應的是用于居住的“里”。里，也是正方形，也是九百畝，也規劃為九等份，八份是居民住地，一分是公共用地，是祭祖、酬神和舉行公共活動的場所。里，發展到一定階段便是城市。根據《考工記》記載，周天子居住的王城，也應是正方形的，中間是宮城，周圍是百姓居住的里。王城每面開辟3座城門，共有12座城門。城門之下是道路。南北之間的3條道路，稱經；東西之間的3條道路，稱緯。但是，城門之間的距離太大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便在城門之間，城門與城垣之間、城垣內側，構筑6條與干道相平行的道路。這樣，無論是南北，還是東西，王城里面便各有9條干道，時稱九經九緯。這些道路，在西周的時候稱涂，后世稱街。

　　皇宮以外，是百姓居住的里。里的四周筑有高墻，四面設門，門臨大道。在里的中心地帶設置社壇，即里“社”。社的四周營建住宅。里中道路，在古籍中表述為巷。巷之外，還有支巷，也就是后世所說的曲。這種在里中辟巷，住宅構于巷側的格局，被后世保留下來，成為很有情趣的生活空間，而且轉化為詩人吟詠的對象。唐代白居易赴長安，借寓永崇里的華陽觀。他在詩中描述那里的環境是：“季夏中氣候，煩暑自此收。蕭颯風雨天，蟬聲暮啾啾。永崇里巷靜，華陽觀院幽。軒車不到處，滿地槐花秋。”殘夏的風雨把槐花催落，車馬無蹤，沒有車輪碾壓詩人的夢境，盈巷的槐花美麗極了。巷，這種氤氳幽靜情致的道路形式，元以后，在北京以胡同的姿態出現。

　　胡同是蒙古語在漢語中的借詞，原指水井。胡同一詞雖然產生于元代，但是，當時以其為詞尾的道路并不很多，根據元人熊夢祥《析津志》記載，在大都，只有29條胡同，它們的名稱是什么，由于《析津志》是一部殘書，也就不得而知。而同樣是元人的李好古寫過一出《張生煮海》的雜劇，講述一個叫張羽的年輕人在大都邂逅東海龍王女兒瓊蓮的故事，其中有這樣一句話：“你去兀那羊市角頭磚塔兒胡同總鋪門前來尋我。”這條胡同至今還在，位于西四路口，應是北京的胡同之根。

　　與大都相比，明代的北京，出現了大量胡同，圍繞干道整齊排列。為了日照和抵御隆冬時節凜冽的北風，胡同大多采取東西走向，南北走向的胡同只占次要位置。嘉靖年間，一個叫張爵的人把北京的道路名稱搜集起來，以《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的書名出版。根據張爵的統計，在他的時代，北京共有1170條街巷，其中有459條胡同，約占總數的40﹪，幾乎是大都胡同的16倍。從此，胡同成規模、成建制地進入北京百姓的生活，和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了。而到了清末，根據朱一新在《京師坊巷志稿》中記載，當時的北京總計有2211條街巷，其中1121條是胡同，約占總數的50﹪。

　　1949年前后，北京城內的街巷數量達到高峰，其時有3216條街巷，胡同有1039條，約占總數的32﹪。上世紀80年代，北京的東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個城區，總計有2352條街巷，其中有1204條胡同，約占總數的51﹪。街巷的數量減少了，但是胡同的數量卻增加了。原因是，北京市政府在1965年整頓地名時，把許多標志性的地名規范化，在詞尾綴以胡同二字，比如凈土寺改為凈土胡同，等等。上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危房改造與城市建設，截止到2003年，據我的統計，北京的舊城區拆除了891條街巷，其中冠以胡同之稱的有362條。

　　猶如其他城市，在北京，對道路的稱呼也是有原則的。熊夢祥在《析津志》中指出，在大都：“大街二十四步闊，小街十二步闊”。可惜對胡同沒有記載。1965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光熙門一帶進行鉆探，發現那里街巷的寬度約在9.24米，相當于元人的6步。有一種意見認為，這就是胡同的寬度。但是否屬實，有待進一步研究。但是，無論怎樣，胡同狹窄于街，則是毫無疑義的。這個原則被后世繼承下來。比如，鮮魚口地區的道路可以分為四個等級：巷、胡同、街、大街。其中，巷的寬度一般在3米以下，長度在200至300米左右，比如得豐東巷、得豐西巷。胡同的寬度在3至5米之間，長度在300至500米左右，比如曉順胡同。街的寬度在6米以上，長度在500米左右，比如西興隆街、打磨廠街。大街的寬度在20米以上，長度在1600米左右，比如前門大街。它們的功能各有區分，曉順胡同為居民提供了安靜的居住環境，西興隆街、打磨廠街兩側多商店，前門大街既是北京的南北干道，又是北京重要的商業區。

　　這種根據城市功能設計街道的布局，是比較科學的。人類的居住，按照古人的理想是“居之安”，追求安詳、靜謐，胡同則提供了這樣的空間形態與居住環境。如果說，北京的四合院是中國傳統民居的代表，那么，胡同則是中國傳統居住環境的代表，可惜，對此我們認識不夠。我們更多的是從交通的角度考慮問題，胡同似乎只剩下出行一種功能了。其實，胡同的本質是居住空間的組成部分，是四合院的延伸，是從公眾場所到私密場所的過渡，是一種半私密空間。

　　但是，隨著危房改造與城市建設，北京的胡同大量消亡了。在北京，胡同從無到有，從盛到衰，終于進入殘局狀態。雖然北京市有關部門劃定了若干歷史保護街區，但是人口的疏解、歷史建筑的保護，并不令人滿意。放眼域外，許多世界名城，干道之外，小巷密布，并未拆除。因為，二者各司其職，各有其用，難以強求一致。北京當然也應如此。這就要求我們加強對胡同的重視與保護，因為胡同不僅是北京道路系統的組成部分，還是我們較多依賴的生活環境，是北京歷史與文化的重要載體，是傳統文明的依托與見證。我們很難設想沒有胡同的北京將會是什么情景。這樣的北京難道是我們期許的么？當然不是。這種保護，不應是消極的，而應是積極地從城市景觀、歷史文化與經濟建設如何協調銜接的角度進行，在現代化的城市建設與古都風貌的保護之中，探索一條可行之徑，而這是一個需要認真且深入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