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條絲路上，無數傳奇故事在一一上演：出使西域的張騫，投筆從戎的班超，佛教東漸的永平求法，西天取經的玄奘……

　　物質是對歷史的最好的解釋和說明，沒有物質的承載，歷史就沒有了靈魂。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正是用那些偉大的遺存證明一種穿越古今的精神。

　　黃河中游地區、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七河地區4個地理區域的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遺址支撐其“絲綢之路”，見證了亞歐大陸的北方地區在1800年間跌宕起伏的歷史。

　　作為超大型文化線路申報。絲綢之路路網采取分批申報策略。即：首先以第一批申報的最具代表性的系列遺產點支撐起絲綢之路路網的突出普遍價值基本框架；而后根據各國的準備工作推進情況，逐批進行擴展，充實價值。第一批申報點包含了3國境內33處具有代表性或獨特性的遺址遺跡。其中考古遺址25處、古建筑3處、古墓葬1處，石窟（寺）4處。

　　在陜西遺址名單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大雁塔、小雁塔、張騫墓、彬縣大佛寺石窟，他們承載著絲綢之路上有關物質、精神、藝術和時間的意義。這七處文化遺產，有4處位于城市中心區域、3處在城市近郊，承受著城市化進程中文化遺產保護的巨大壓力。它們以東方遺址的名義提出了世界性難題。

　　趙榮局長說：“千年之前，絲綢之路以開拓性精神創造了世界文明交流的輝煌。今天這種精神在作為文化遺產的絲綢之路上，發揮著與世界對話、同文明交流和創造性保護的作用。這是東方智慧對世界的一次最華麗闡釋。”

　　對話之路，真誠贏得世界的尊重

　　有關絲綢之路的對話存在于兩個話語系統，一個是與世界的對話，一個是與遺址上人們的對話。兩種對話缺一不可，最終又都如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宗旨一樣指向促進和鼓勵人類對自然資源的保護與永久利用。

　　對話世界，需要世界的思維。世界文化遺產概念的建立，原本是西方世界思維方式的表達。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在巴黎通過《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決定將國際公認的、具有杰出和普遍價值的文化古跡與自然景觀，作為全人類的共同財產加以保護管理，傳給子孫后代。《公約》自1975年11月27日生效以來，受到各國政府和全世界公眾的普遍關注和重視。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件，世界遺產的申報需要完成9步驟。然而絲綢之路規模巨大、遺產數量種類繁多。如何將這個超大規模的文化線路遺產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是擺在國際社會面前的難題。

　　別的不說，僅語言一項就是其他項目無法比擬的：中哈吉三國簽署的協議文書涉及了中文、英文、俄文、哈薩克文和吉爾吉斯文5種文字。

　　落實到每個申遺點，都包括保護規劃的編制、文物本體的保護修繕、周邊環境的整治、保護工程的實施、設立專門保護管理機構、頒布專項保護管理法規等大量具體龐雜的工作，甚至包括對當地群眾的宣傳，每一項都不容忽視。

　　文件上的九個步驟，對于絲綢之路申遺卻是8年不懈的努力。

　　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啟動了“對話之路：絲綢之路整體性研究項目”。

　　1990年到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展了五次國際性科學遠征。

　　200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亞地區研討會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召開，中國和中亞五國開始“絲綢之路”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準備工作。

　　2006年，“絲綢之路沙漠線路”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2006年10月，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舉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次區域地區中亞絲綢之路系列提名研討會。

　　2007年4月，塔吉克斯坦杜尚別會議中《中亞與中國“絲綢之路”申報世界遺產概念性文件》被五個參與國通過。

　　2008年6月，絲綢之路申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磋商研討會在中國西安舉行。

　　2009年5月《文化線路憲章》在加拿大魁北克召開的第16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上通過。

　　2009年5月，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市舉行的絲綢之路磋商會議中，同意建立絲綢之路系列申遺跨政府協調委員會，擬定了《絲綢之路突出普遍價值聲明草案》

　　2009年11月，絲綢之路系列申遺協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中國西安舉行。成立秘書處和文件專家組，并要求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和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進行絲綢之路主題研究。

　　2012年5月，“絲綢之路：起始段與天山廊道的路網”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跨國系列申遺協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中國北京舉行，三國簽訂《關于“絲綢之路：起始段與天山廊道的路網”跨國系列申報世界遺產及協調保護管理協議》。

　　2013年2月，絲路申遺文本已由我國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兩國政府共同遞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并被正式受理。自此，絲綢之路項目正式進入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