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曾說做好城市規劃，中國的客觀條件非常好。您說的客觀優勢是指什么？新加坡當年做城市規劃的時候，可能不會像今天的北京已經高樓林立，土地稀缺，出現了一些“城市病”。北京今天的規劃應該從哪里開始著手？

　　劉太格：我認為每個城市都有希望，不過越早把工作做好，付出的代價就越小。就好像一個人，若是剛開始覺得喉嚨有點痛，趕快去吃止痛藥解決了。但如果等到肺已經腫了，你才去治療，我認為就要找高手治療了。我的建議北京盡快采納“衛星鎮”的方式，盡量把規劃做出來，逐步地改善，新的開發就按合理的方式去做。

　　我說的中國的客觀條件好，第一，全中國從上到下都很重視開發。現在還有些國家下不了決心，是不是該重視開發，這在中國不是一個問題。第二，中國是重視規劃的。中國很多城市花在規劃上的錢很多，就是好的方案太少了。用同樣的錢用心去做好的方案，效果會截然不同。甚至用比較少的錢用心去做好的方案，不但省錢、效果也好。第三，中國負責城市規劃開發的體系是完善的。國家有建設部、省有建設廳、市長底下有專管城建的副市長，還有規劃局等等，整個行政系統是非常完善的。我曾經去過一些地方，花了一個星期和他們討論新加坡的公共住宅。我說和你們這么多人講，到底哪個機構主要負責，他們自己也鬧不清楚。中國現在缺的就是把規劃方案做好，然后依靠法治推動實施。

　　大中小城市共同規劃 長久需要替代眼前能做

　　記者：現在在中國“小城鎮留不住人，大城市人滿為患”。因為農民工都愿意去大城市打工，但有關專家做調查發現，愿意去大城市打工的農民，其實最愿意回到小城鎮，特別是縣級城鎮落戶，因為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在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讓農民在中小城鎮真正落地生根，成為市民，很多專家學者認為，這是新型城鎮化未來的方向。你對中國中小城鎮未來的城市規劃怎么看？有什么建議？

　　劉太格：首先，我非常欣賞中國“新型城鎮化”這個理念。過去，中國偏重大城市，現在是大中小并重。我很同意和贊賞中國專家的話，不要把所有的資源、注意力和人才都放到大城市，要大中小同時研究。

　　要補充一點的是，中國的中小城市過去交通不方便，人口沒那么多，當地的傳統建筑未受其他傳統建筑或者是外來洋建筑的影響，傳統味道比大城市要濃郁很多，這些傳統建筑都需要特別保護起來。在新加坡有紅屋頂的地方都是古跡，我們的古跡有100多年了，當然你們的是上千年，我們當做寶貝來對待，這些古跡是永久性的保留，沒有任何人可以把它拆掉的。

　　我為什么提出城市的“族群”？如果大城市需要曾祖父、祖父，那中等城市可能只有父親和孩子。父親主要承擔中等城市人口能支撐的配套，盡量做得齊全。小城市如果是個青少年，只能夠支撐小城市的配套。如果能注意把中型城市的配套盡量提升，當然不是一晝一夜之間，小城市也盡量的提升，那么將來小城市的居民如果小城市的配套滿足不了，比如只有中學，沒有大學，不一定要到大城市，可以到中城市；如果中城市沒有博士學位，再到大城市去；還有比如買商品，一般的小皮包小城市都有，稍微講究的到中城市去買，如果說要買世界名牌，只好到大城市。所以我希望把大中小城市的人口規模敲定，就按這個規模盡量配套齊全，配套包括就業崗位、住宅供應，這樣他們就沒必要去大城市。

　　其實我個人的想法，是有機會的話，在中國國內找一個大、一個中、一個小城市，我來配合你們把這個規劃理念貫徹的做下去，來證明中國客觀條件非常好，只要理念正確是可以把大中小城市做到國際化水平的。做這件事可能需要15年的時間，我認為對中國城市今后的發展起很大的作用。

　　記者：您走訪過中國很多城市，給當地政府提過一些建議。您曾說新加坡的規劃一做就是幾十年，而中國的規劃現狀您有什么建議？

　　劉太格：新加坡做城市規劃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我們直面問題，不找借口。只要我們知道這個問題不解決，對城市發展不利，就一定克服困難解決。舉個例子，1971年新加坡已制定好整個城市的地鐵路線。因為我們已經意識到城市不能僅僅靠汽車來帶動人口，還必須依靠地鐵，我們在規劃圖里就把線路畫出來了。可是那時候沒有錢，到1982、1983年才找到錢來修建地鐵。

　　一個城市的規劃方案，必須畫出城市需要的規劃，而不是畫城市現在就能做到的規劃。這是一個常見的誤區。也就是說，不能政府現在因為沒錢，需要的規劃畫上去辦不了就不畫了。否則，等將來政府有錢了，土地已經被房子占滿了，又該怎么辦呢？我認為，中國政府找規劃師做規劃，要畫這個城市必須有的東西，而不是考慮能不能做。再補充一句，中國城市今天能做的東西，是不是跟十年前差別很大。那么，十年后恐怕差別更大，你怎么知道十年后，政府做不了這件事。這是其一。

　　第二是城市規劃只要是合理的，就要按部就班去做。比如新加坡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就確定了整個城市的快速路網路線，而且一直堅持做下來。現在的新加坡道路系統比較好，快速路一般是三車道加三車道，或者四車道加四車道。但在當時是不需要四車道的，所以在操作上先做兩個車道，規劃圖上把線畫出來，同時把地留出來。隨著車流量的增加，可以增加三車道、雙三車道，最后不行做立交橋。不能因為有問題就不去考慮了，必須先考慮，到時候有錢了你才能做。

　　記者：明年是中新兩國建交25周年，對中國近年來與新加坡在城市建設、規劃領域合作取得的成果，您如何評價？

　　劉太格：首先我很感謝中國政府和學界都認同新加坡城市規劃的經驗有參考價值。從學術角度來看，新加坡的經驗對中國確實是有參考價值的。

　　新加坡過去是殖民政府，在獨立之初對什么叫所謂合理的城市規劃已經有一個基本認識，有一個較好的平臺。新政府包括李光耀和他的同僚們一開始就重視城市規劃，在好的平臺基礎上，首先研究西方城市規劃的理念，包括剛才講到的“衛星鎮”我也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后來在研究中我發現，西方人少地多，人口增長緩慢，甚至會出現負增長，開發量很少。而新加坡人多地少，而且必須迅速開發，這個情況跟中國是完全一樣的。有鑒于此，我們覺得應該因地制宜，將西方理論調整了，來適應東方的高密度、高速度的開發。現在的西方國家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基本上沒有做大規模的城市開發。所以對西方過去城市規劃的經驗，現在懂的人不是很多，我個人覺得新加坡這種中西合璧的經驗，對中國具有借鑒、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