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建筑大師曾經說過，古建筑和古城是帶有文化符號和生命光澤的“活化石”，是一個地方、一座城市的歷史記憶。它承載和見證著這個城市的歷史和文化積淀，需要對古建筑和古城進行“細心呵護”和守護。

　　在歐洲，上至國家領導人、政府官員，下至市政管理者、普通百姓，都對古建筑和古城守護有著更全更深更透的認知和理解。可以說，他們對古建筑和古城的用心守護和細心照料，是基于古建筑和古城的自信和自豪的情懷，達到了很高的文化境界，常常給去過的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也給我們帶來許多有益的啟示。

　　歐洲人常常把傳統的古建筑形象地稱之為“喜馬拉雅山”，就是說你不能走過去，最好的辦法是保留它。曾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曾經這樣說過：“我們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過來也影響了我們。”很多人在看過巴黎的古建筑及其周圍環境后，都會對這里的建筑贊不絕口，發出由衷的感慨。巴黎市將新老城區分開，用凱旋門作為新老城區的分界線，一邊作為老城區，不允許現代建筑踏足，另一邊是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曾有巴黎人這樣自豪地說過，如果他們古代的祖先再回到巴黎依然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可見巴黎的古建筑和古城保護程度之深。意大利也是如此，最明顯的是，打開任何一本講述西方建筑和城市歷史的書，意大利的建筑和城市都占據著相當多的篇幅。他們對古建筑和古城的守護達到了一個很高的境界和層次。這種境界實質上是一種文化境界，這種守護實質上演變為一種“守護文化”。這種“守護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一種歷史責任，體現了一種對歷史和子孫后代的擔當。他們的自信和自豪在很大程度上也來源于他們所守護的老建筑和古城。當下，我們缺少的也許就是這樣一種文化境界，一種文化素養，一種“守護文化”。在很多業內人士的眼中，歐洲從多個環節、多個方面，來守護古建筑和古城文化，這是需要我們學習的。

　　從法律的層面來看，歐洲諸國在制度設計上對老建筑和古城有著極其嚴格的法律規范保護“紅線”。法國早在600年前的1374年就有規范城市建筑的法律。1913年，法國專門出臺了《歷史建筑保護法》，當時巴黎105平方公里的古城都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在保護區內變動或新建任何建筑，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批程序。意大利法律則明確規定建筑物外部結構屬于政府，購買者只有房子內部的使用權。

　　從操作程序的層面看，嚴格操作規程是歐洲各國守護古建筑和古城遵循的重要原則。如在建筑拆遷的限定上有清晰的邊界。英國有專門的古建筑保存條例。該條例規定，凡是1840年前的建筑物，一律要加以保護，不得更改外觀；1900年前后的建筑物，根據是否有保留價值而定；20世紀50年代的建筑，凡是不適應現代生活需要的則可以重建。

　　此外，歐洲各國在審批程序上有著完備嚴密的機制。法國專門設有國家建筑規劃師制度，市長要聽規劃師的意見，同時，建筑計劃還要廣泛征求民意，多數民眾反對的建筑計劃要撤銷或者再重新進行規劃。

　　從辯證對待保護的層面來看，歐洲各國所進行的古建筑保護，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這也是守護文化的一種體現。歐洲各國不是簡單的為保護而保護，而是積極意義上的保護，其中不乏對古建筑和古城的保護性修繕和建設。他們把以“保護”為準則、為目的的修繕建設融入到“保護”之中。筆者在倫敦、牛津和劍橋所見到的一些15世紀、16世紀以至更早的教室、校舍，已經經過多次修繕建設，但從建筑的外形來看，經歷了漫長歲月的外墻上，斑斑駁駁和風化層依然清晰可見，使我們身臨其境地感到，他們不是消極地保護古建筑和古城，而是在認真論證的基礎上，通過有效的修繕建設去保護。

　　正是這種對古建筑和古城守護的文化境界，造就了今天歐洲一個個有歷史記憶、有文化的法國、英國、意大利等國度及其城市，也為人們留下了一座座建筑藝術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