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河北的規劃還不確定，一方面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是天津和北京兩個雙城，北京是首都需要先出規劃，然后是天津，河北的規劃制定需要依托于這最重要的兩個市。另一方面，河北的功能和天津的功能有一部分的重合，可能存在深度博弈。”

　　記者近日獲悉，作為中央力推的國家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除頂層設計《京津冀協同發展綱要》(以下稱《綱要》)外，還將制定分工方案和三年滾動實施計劃，以及專項規劃和三省市地方協同發展規劃。在規劃的落實上，不僅制定了每一年所需完成的目標任務，還設立了具體的時間表。

　　“在2015、2017、2020年重要時點都有目標設立，到今年年底，京津冀協同發展要做考核，2017年將會做中期考核，2020年要確保京津冀一體化的基本實現。”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

　　他同時透露，《綱要》比原定發布時間延遲，“難題在河北省”，目前尚不知道具體發布時間。

　　河北定位仍在搖擺

　　與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發展不同，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不僅包含河北一個省，還包括首都北京、天津這兩個重要直轄市。

　　“京津冀的發展是中央和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四方’的格局。”河北工業大學京津冀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峰對記者表示，京津冀的發展，不單單是京津冀三地的問題，更是由中央主推的一個國家戰略。

　　這在北京市政府的前后表述變化上有所體現。在北京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要求“積極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下決心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而在3月31日的北京市政府常務會議上，會議對京津冀協同發展2015年工作要點等事項做了研究，提出“積極穩妥有序推進非首都功能疏解”。

　　從“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到“疏解非首都功能”，細微措辭變化反映了什么?對此，李峰認為，這與定位的逐漸明晰有關。“北京承擔的到底是北京功能，還是首都功能，此前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分解。后來開始探討這一問題，加入中央，變成了‘三地四方’，所以在定位上予以了明確。”

　　因而，“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是天津和北京兩個雙城，首都需要先出規劃，然后是天津，河北的規劃的制定要依托于這最重要的兩個市”。李峰表示。

　　實際上，北京的定位在去年就已經出來了，分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四個中心”的功能定位直到現在都沒有變化。

　　“天津有一些細節在討論，但也基本成熟了。”李峰說，其定位是“一個基地三個區”，分別是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國際航運核心區、改革開放先行區、金融創新示范區。

　　而河北的定位，仍然有所搖擺。

　　前述知情人士亦表示，之所以河北的規劃還不確定，一方面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是天津和北京兩個雙城，北京是首都需要先出規劃，然后是天津，河北的規劃制定需要依托于這最重要的兩個市。另一方面，河北的功能和天津的功能有一部分的重合，可能存在深度博弈。

　　“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河北是短板。”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曾如是直言。

　　不過，據前述知情人士透露，雖然說河北的定位仍有不確定性，但河北省規劃辦和發改委方面，對于河北的定位已經心照不宣了，“現在大致認為是現代商貿物流基地，產業轉型升級基地，環保和生態涵養基地和科技成果轉化基地。”

　　核心資源之爭

　　據前述知情人士介紹，河北規劃未確定，與河北、天津兩地的功能重合有關，“河北和天津的博弈主要是在產業轉移上，焦點在港口”。

　　同處在環渤海區域的兩個重要港口——天津港、唐山港曹妃甸港區，是環渤海地區港口群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因自然和配套條件不同，其港口功能有相似之處也各有特點，經常被拿來比較。

　　2008年1月25日，國務院正式批準了《曹妃甸循環經濟示范區產業發展總體規劃》，標志著曹妃甸的發展正式作為國家戰略全面啟動，當時文件專門對曹妃甸港區、天津港的港口功能劃分予以明確：前者為中國能源、礦石等大宗原燃料的集疏港;后者為國際航運中心、物流中心和國內北方航運中心。

　　李峰曾在前年參與了河北港口相關課題，據他介紹，當時政府曾試圖讓這兩個港口合作，交叉分工承擔一些功能，以便實現港口之間的互動，“當時想借助物聯網等前沿技術來實現通關的便捷化，但是最后還是沒有實現”。

　　“這是天津和河北在核心資源談判的一個典型案例，從中體現出雙方深度博弈背后的兩大問題，一個是主導權，另一個是財政問題。”李峰表示，因為港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增長極，對天津也是一樣，“就像北京所說，什么也不羨慕，就羨慕天津有個港口”。

　　三地協同發展的博弈點，不僅存在于天津、河北兩地，也同樣發生在北京、天津之間。

　　京津兩地的協同發展難點，在天津的功能定位調整上可知一二。“北京和天津在某些重疊領域面臨深度博弈，矛盾在金融上。”前述知情人士表示。

　　在目前天津“一個基地三個區”的功能定位上，除金融功能外，其余三個功能基本與2006年以來天津給予自身的定位差異不大。

　　“天津當時想定位的是金融創新中心，后來退一步到北方的金融創新中心，再后來就改成了金融創新示范區。”他透露，因為一旦掛了區域后，“天津就和北京之間就會有矛盾”。

　　于家堡金融區便是京津在金融功能領域暗戰的一個縮影，其承載了天津打造全球最大金融區的愿景。據知情人士介紹說，在此次協同以后，北京和天津試圖在金融領域合作，應該說是互利共贏的事，但是項目一直在拖，沒有再繼續談判。

　　事實上，細致觀察，便可以從中窺得京津冀協同發展所面臨的現實難題：從過去的提法“京津冀一體化”變為如今的“京津冀協同發展”。

　　“從‘一體化’到‘協同發展’，反映出原來的一體化認識，不符合我們現在的發展或者說是對于當前的困難和現狀，認識得還不夠清楚。”李峰表示，尤其是在京津冀一體化所面臨的困難這一問題上，這需要三地打破行政體制束縛，有舍才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