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及抗日戰爭70周年，在盧溝橋事變78周年到來之際，我們建筑文化考察組一行再次來到位于四川大邑安仁鎮的中國最大的抗日戰爭紀念聚落博物館。在這里不僅感受到全景式的國際化的“二戰”紀念場景，也再一次感受到“另類”的抗日戰爭紀念建筑對心靈之震撼。

　　這里首先需要申明的是：在面向世界的“二戰”紀念中，國人要豎立起中國是“二戰”勝利的中堅力量的觀念，這是因為2015年是“二戰”勝利70周年不假，“二戰”始于1939年德國對波蘭入侵，可1937年日本在南京制造的“屠城”慘案又是什么呢？它是“二戰”法西斯暴行的重要事件，不如此認知就會屏蔽歷史的真相。事實上，中國對同盟國贏得“二戰”的最終勝利的貢獻至少表現在三方面，即：中國在“二戰”中軍民傷亡總數超3500萬人，是犧牲人數最大的國度：在亞太戰場上，美國直至1941年才參戰，惟有中國軍民在極其艱苦、獨自頑強地抵抗；中國反法西斯戰爭持續了14年，是“二戰”中最早參戰且抗戰時間最長的盟國。但，人們是否想到，在那場殊死的反法西斯戰爭較量中，中國還貢獻了多少堪稱另類英雄的“不屈戰俘”，他們為拯救國家墜入地獄，是不是也堪稱共和國基石的先烈？對這一點人們認知甚少，對這一點我們也宣傳得很不夠。

　　建川博物館是個龐大的中國博物館聚落天地，抗日戰爭的“二戰”主題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部分。據樊建川館長介紹，這個僅700平方米大小的館，是于2005年正式建成并對外開放的，它是亞洲惟一的為“抗俘”修建的博物館。“抗俘”一詞由樊建川首創，指14載抗日戰爭中被日軍俘虜的中國將士，館的展陳分為：壯士無疆、兵敗悲曲、日軍獸行、彈盡糧絕、挺拔童年、戰地玫瑰等主題。在過去的傳統觀念下，戰俘是屈辱、怯懦的代名詞，因為戰俘既未成功，也未成仁。據建川博物館的統計，抗戰中，中國戰俘將士達百萬人以上，他們慷慨從軍出征，他們上陣與日軍搏殺，但身不由己成為戰俘……不可否認，我們長期以來對他們采取了回避、隱匿、淡化、失語的立場。據此，“抗俘”深受敵方的殘酷折磨之苦、深受我方的鄙視誤解之苦、還深受己方自責和懊悔之苦，他們這些曾經的英雄將士，生不如死，死沉深海。

　　樊建川說，收集到那么多資料，讓我認識了許多“抗俘”，看清了他們的表情，聽懂了他們的方言與心聲。他們為何不被承認是我們的先輩，他們為何不是趕走日軍侵略者的民族英雄，他們恰恰是背負太多艱辛與苦難的可貴中國軍人。在該館的“抗俘表情”走廊中，不屈戰俘甬道兩邊的墻壁上，懸掛著數百幅中國“抗俘”照片燒制成的瓷板像，他們歷經劫難，真容不改，向觀者傾訴著日寇的殘暴。在這些不屈戰俘中有：巾幗英雄趙一曼、絕食殉國的抗日將領巫恒通、博得世人敬仰的堅守上海四行倉庫4晝夜的“八百壯士”等。據樊建川評介道，抗俘紀念館以其硬朗的風格和超然氣質受到越來越多觀者的好評，這里有國家領導人、有外國政要、有二戰參加國的駐華使節等。我們看到館內地磚、展板、展柜等全部設計成鋼鐵的，它意在表現“抗俘”與侵略者對峙的犟勁與錚錚鐵骨。

　　對于這精彩的“抗俘館”建筑設計，程泰寧院士總是謙虛地說，有很多遺憾是可以避免的。依我之見，他的構思、他的筆法、他的駕馭能力都是極其精當的，項目建成開放十年了，業界內外好評如注。他說，“抗俘館”，在國內外都難見這樣獨立的紀念性文博建筑，樊建川的創意不僅獨特且有深意。從建成的作品我們發現：石頭，盡管局部破損變形的，但仍可保持必要的形體，體現著富有張力的褶皺般的平面肌理；清水混凝土粗糙的墻石隱喻著“抗俘”被誤解的灰度人生；而金屬板那暗紅色的頂部即可象征著他們曾經歷的苦難，也仿佛昭示了他們那顆堅貞而又流血的內心，整個建筑形體雖有破損，但棱角尖銳且分明。“抗俘館”設計作品讓觀者從步入大門的那瞬間起，便被沉重、壓抑的環境所折服，與建筑形體斷裂、扭曲的激勵一致，展廳及展廊更是一個連續且迂回的序列，展品采用人工照明，而環境光更從形態極不規則的高窗及天井的小孔中射入，帶來神秘的光環境，無論是囚籠鐵柵，還是“放風院”都增加了戰俘館的主題性。全部展覽參觀過后，我們便步入了室外圍合的“水院”空間，它營造了一個能讓人回味的場所，靜靜的一池水面，簡潔的空間，讓每人在回顧并審視抗俘這一特殊人群命運，反思社會曾經對他們的誤解與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