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向沿海城市集聚的趨勢和區域間資源配置政策的矛盾

　　在過去30年間，大量的人口向東南沿海城市集聚，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廣東省吸引了最多的人口轉移，占比從1982年的5.23%提高到2005年的22.37%，轉移到長江三角洲的占比也從11.27%提高到20.58。12 從中國287個地市級城市2000到2010的人口普查數據中計算出了移居人口數據。從移民的空間分布來看，2000年之后，人口大量向東南沿海地區集聚的趨勢并沒有改變，吸引外來人口最多的省份（或直轄市）仍然是廣東、浙江、江蘇和上海。

　　在人口繼續向東南沿海大城市集聚的同時，在2003年前后，政府通過行政干預的手段讓經濟資源（包括建設用地指標和資金）在區域間的配置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形成了明顯的政策拐點。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建設用地指標的配置被作為支持中西部經濟發展的政策手段。1999年4月國務院批準的《1997-2010年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強調了統籌平衡各區域用地，主要體現在對東南沿海區和環渤海區建設用地規模擴大加強限制。

　　現代經濟增長中，集聚所產生的規模效應對于第二、三產業發展均有推動作用。特別是當經濟高度開放的時候，接近沿海大港口意味著接近國際市場，而接近區域性的大城市則意味著接近國內市場，中小城市的增長速度取決于它到沿海大港口和區域性大城市的距離。也就是說，不能人為地割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經濟增長。靠行政性的力量以削弱大城市的增長來促進中小城市的增長，其結果可能是對中小城市的增長也不利。與上述經濟規律相悖的是，地方政府盲目做大本地人口，以推進城鎮化的名義，規劃新建了為數眾多的新城新區。新城新區建設數量過多，規劃面積和人口普遍超過現實。截止2013 年2月底，中國在建新區達105個， 按面積劃分，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新區19 個，500-1000平方公里的新區10個，100- 500平方公里的新區約40個。國家發改委統計，如果把全國新城新區的規劃人口加起來達34億。

　　與新區的遼闊面積形成對比的是，新建城區的人口數量偏少，遠低于規劃人口。新區人口規模偏小，直接制約了交通、水電、信息、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導致已建成基礎設施的利用率低下。很多新城區的過度建設導致城市缺乏足夠的人口和產業進行消化，從而出現類似“空城”、“鬼城”的現象。

　　新城建設往往是與產業園遍地開花的現象相伴隨的。現在，幾乎每個縣都有一個產業園，大量產業園因缺乏規模，難以具備招商引資的基礎設施條件，而大量產業園投資又依賴政府負債來實施，結果造成投資大、產出低、負擔重的局面。每個地方都在發展工業，甚至出現產業的雷同和重復建設。在相鄰市，甚至同一個市的內部，都普遍地出現產業的重復建設， 在招商引資中惡性競爭、相互拆臺。

　　城市的盲目擴張導致人口和土地的集聚遠遠落后于經濟活動的集聚。自從1990年代初以來，中國城市間的經濟活動集聚度有非常顯著的提高，而人口（無論是城市的總人口還是非農業人口）集聚程度均提高有限。與此同時，由于中國對于建設用地實施指標規劃管理，并且禁止開展建設用地指標的跨地區交易和地區之間的農業用地占補平衡，因此，出現了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嚴重脫節的現象。

　　在1990至2006年期間，所有城市樣本平均的建成區面積擴張速度為每年7.77%，而同時期的非農業人口增長速度僅為4.56%，兩者相差3.21個百分點。如果將城市樣本再進一步區分為東、中、西三個部分，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只有在東部城市的人口和土地的城市化相關不多，在中部，建成區土地面積擴張速度幾乎是非農業人口增長速度的2倍，而在西部，這一比率接近3倍。

　　當前城市化路徑的社會經濟后果影響

　　上述的這些政策誤區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社會和諧，并加劇了收入不平等。

　　首先，政府試圖使用行政指令分配土地、勞動力等要素的嘗試導致了扭曲及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并進一步阻礙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和效率。中國中西部地區依靠政府負債支持的粗放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大城市中大量非戶籍人口的存在也帶來了一定社會隱患。同時，由于不合理的城市化政策，在城市化過程中中國農村和城市間收入差距并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顯著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