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城市群的產業分工和功能定位

　　京津冀三地各自為政的現象一直深受詬病。新華社天津分社記者劉元旭對此深有感觸：“雖然說北京取消了經濟中心，但是我感覺京津之間在經濟總量方面的競爭一刻也沒有停止。天津與河北的競爭更為激烈，包括沿海重化工產業的布局，產業同構化的情況都比較嚴重。”

　　“從數據角度分析，東京的輻射作用是‘擴散’效應，它的增長帶動了周邊城市的增長；而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對圈內其他城市產生了‘回流’效應，擠壓了它們的發展空間。”北京大學博士雷瀟雨這樣論述東京與北京的發展路徑。

　　日本政府曾先后三次實施“城市副中心”戰略，使副中心和中心城區一起承擔起東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中心區－副中心－周邊新城－鄰縣中心”的多中心多圈層的城市格局，每個副都心的辦公、購物、休閑、觀光等功能一應俱全。比如前文提到的以以著名的新宿副都心為例，這里自1965年開始建設，1991年東京都政府搬遷至此。如今，這里高樓林立、銀行密集，集中了各種人群和文化，早已成為東京的重要交通樞紐，被稱為“華爾街”的翻版，受到全世界的認可。再如位于東京都鄰縣的“橫濱21世紀未來港”、幕張、埼玉等三大“新都心”，它們也利用原來的工廠舊址或者填海造地搞開發，吸引了不少大企業總部入駐。

　　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是以紐約為核心，由波士頓、費城、華盛頓和40多個中小城市共同組成，歷經幾百年市場經濟發育，是世界上首個被認可也是目前實力最強的城市群。中央黨校教授陳江生在《紐約都市圈建設的經驗和啟示》一文中寫道，城市間分工協作是波士華（Boswash，由波士頓和華盛頓的地名組合而成）城市群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紐約不僅為自己，而且為都市圈中的其他城市提供資金支持，提供從傳媒到交通運輸等重要的對外聯系途徑。華盛頓提供政治產品、政治庇護以及和政治政府相關的經濟利益。波士頓主要為大家提供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和智力、技術、思想，其他中心城市更多側重制造業。陳江生指出，如此的產業分工格局，一方面使各市專注于自己的強項與都市圈外的競爭者比試；另一方面各市互相支持，形成合力。

　　在日美等國追求核心城市的“大”的同時，英國倫敦城市群追求的是小城鎮的“小而精”——英國倫敦城市群是地域面積最小的世界級城市群，以倫敦-利物浦為軸線，包括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利物浦等數個大城市和眾多中小城鎮。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隨著家用汽車的普及，英國人口開始大量向小城鎮遷移，大中城市周邊的衛星城鎮迅速興起。為進一步帶動小城鎮的發展，英國政府實施了逆城市化行動，將政府部門或其下屬機構向小城鎮轉移。英國政府的行動很快得到公共事業單位的響應，高校等公共事業單位隨后開始了遷移。英國大企業總部落戶小城鎮也漸成趨勢，英國泰晤士水公司總部落在斯文登小城，英國燃氣公司總部設在了溫莎小鎮。

　　韓國政府多次進行綜合規劃，推動首爾都市圈建設。首爾都市圈規劃的重點是將首都圈內的城市功能進行分流，并制定相關法規，引導部分首爾城市職能外移。正如前文所言，位于首爾市南北的京畿道地區和仁川市被劃分為成長管理圈，作為緩沖區來緩解首爾市人口過密發展對該域的影響，接受首爾轉移出的人口和部分產業，并進行適當的產業開發和城市開發，使周邊地區經濟得到了發展。在城市功能進行分流的過程中，政府對從首都遷移出去的企業實行一定的稅收減免政策，用稅收杠桿刺激工業布局的調整。工業外遷以后，首爾的城市定位于集中發展更為專業化、創新性的金融、藝術、文化、科研等高端服務業。此外，韓國把行政部門遷移到世宗市是中央和地方均衡發展的象征，可將集中在首都地區的人口和各種城市功能分散到這里，同時把世宗發展成為在教育、文化、交通、福利等領域的領先城市，有力帶動了落后地區的發展。

　　正如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所言，京津冀三地之間的產業布局和資源要素配置一定要差異化，不能什么來錢，就做什么。北京和天津要堅決向周邊轉移一批產業。不適合的產業一定要轉移，不要覺得這一塊有GDP，轉移了就損失了。比如，北京和天津重型加工的零部件生產就應該轉移。研發總部可以設在大城市，但是零部件生產不應該在城市里。一些農副產品加工業，包括一些擁有幾十萬頭豬、幾十萬頭牛的大型養殖場等，都不應該在城里。在日本以及我國臺灣地區，大型的養殖場都不允許放置在城市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