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向往寧靜、悠遠、離群索居，另一種喜歡熱鬧、多樣性、在人群中扎堆。前一種人，好比中國的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好比美國的梭羅，獨居瓦爾登湖畔，看四季變換和螞蟻爭斗，思考“我為何生活”。后一種人，不用舉例子，絕大多數人都屬于此類。對于大多數人，世外桃源，瓦爾登湖，都只是個夢。

　　在一個國家里，多少人生活在城市，多少人生活在大城市，本質上取決于上述兩種類型的人的多少，這首先與性格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職業。在農業社會，就算農民想住到城市里，也不可能每天在農田和酒肆之間來回奔波，城里沒有就業。而到了現代社會，即便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和服務業在經濟當中所占的比重也已經超過90%。在現代經濟里，越是富有的國家，知識（包括技術、信息和創意）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越大。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需要通過和別人的交往來傳播知識。同時，也從與其他人的交往中獲得知識，從而更好地成為知識的生產者。換句話說，從前，生性再喜歡熱鬧的農民，都不得不居住在農村與土地為伴；現在，性格再內向的教授，也必須在最低限度上與人交流和開會。

　　人的另一個天性，是喜歡多樣性，而不喜歡單調乏味的生活。只有城市，才可能提供這樣的多樣性，而大城市，才可能提供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樣的消費服務。其中的道理在于，在一個有大量消費品和服務供給者的市場上，每一個生產者都可以僅僅針對某一細分市場提供消費品和服務，而不需擔心沒有生意做，因為在大城市里，某一特殊偏好的消費群體數量也足夠多。這樣專業化的結果，既能使得城市生活豐富多彩，同時，也使得人們在專業化的生產中不斷積累經驗，加強專業化程度。而專業化程度又反過來提升了生產者的競爭力，以及城市生活的品質。

　　讓我們來想想，什么是高房價？什么是城市病？給定土地和住房的數量，給定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房價和城市病就是消費者獲得大城市的生活所支付的代價。除了直接在購買消費品和服務時付的錢以外，人們還因為支付了大城市更高的房價，獲得了接近于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的地理位置。

　　在大城市內部，中心城區因為四通八達，是生活最為豐富的地段，大量的生產性服務業為了和四面八方的人做生意，一定要搶占市中心的位置，擠出中心城區的居住功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居住在大城市的市郊，每天花一個小時的時間，在市郊和市中心之間來回奔波，本身也是獲取更好的工作機會所付出的代價。如果要接近工作地，就買更貴的房子；如果收入不夠高，就花更多的時間在路上。選什么樣的生活，自己決定。

　　大量的企業在大城市扎堆，特別是集聚在中心城區，是為了交流的便利。那么，有沒有可能，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面對面的需求減少了？部分是有的。比如說，人們可以在家辦公，通過遠程通信方式與同事和客戶打交道。人們要與朋友交流，可以打電話、發微信。但實際情況是，線下和線上交流兩者不是“互替”而是“互補”的。比如微信朋友圈里都是見過面的朋友，剛開始會與一個人在微信里交流，接下來就是面對面的討論更有效率。

　　線上的交流實際上會產生更多的線下交流的需求，信息技術只是節省了與某個特定朋友見面的次數，但卻可能催生了與更多人見面的需要。更不用說，人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消費當中越來越多的比重是網絡滿足不了的，包括聽音樂會、看演唱會和畫展，包括所有體驗經濟，即使和朋友喝咖啡這樣的消費也只有在特定的咖啡館環境中進行。市中心不可替代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在于老建筑和街道所帶來的感覺。你坐在那里喝咖啡的時候付的錢只有少部分是咖啡的價格，絕大部分實際上是在購買那個“感覺”。人越有錢越會購買“感覺”，吃飯穿衣的需求都會趨于飽和，而體驗經濟的消費是不斷提高的。

　　一個正在全球范圍內出現的趨勢是，“消費型城市”正變得越來越重要，一個城市的生活品質正在成為對人口遷移的吸引力。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新增加的消費更加需要見面和體驗。你將更多地去看話劇和電影，減少在家里看電視和碟片的時間。你也更加多地出席化裝舞會、去健身房，更少在家里和朋友在網上聊天。如果我說的是錯的，那么，你就不會看到那么多人愿意花很多的錢，在下班以后帶著疲憊的身軀趕到商學院的課堂里去上課，而不是在網上看教授的視頻。如果我說的是錯的，你也就不會看到，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愿意往大城市搬遷，并且還要花很貴的房租，住在大城市的市中心。這些人并不傻，恰恰相反，他們是這個世界最聰明的人。

　　在不久前我參加的一次國際會議上，一位加拿大的學者善意地提醒我們，不要天真地認為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過程會終止。且不說中國仍然處在城市化剛剛超過50%的階段，即使在美國和加拿大這樣的發達國家，城市化過程已經基本完成，城市化的水平達到80%，人們仍然在不斷向大城市集聚。一些國際大都市——如紐約和多倫多——仍然在繼續長大，而不是縮小。更重要的是，這些國際大都市的長大，不是因為外國移民的到來，而是因為他們在本國人口當中所占的比重在提高。更說明問題的現象出現在日本，日本的全國人口在下降，而東京都和東京圈的人口卻在上升。要了解其中的奧秘，只需要看看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就可以了。越是發達的國家，知識密集型的產業比重越高。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仍然愿意居住在大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核心區。

　　因此，不要以為，在北京和上海現在出現的搬離市中心的趨勢是長久的。人們在經濟發展的早期，希望改善住房，通過住得遠些，從而住得大一點，這是發達國家也曾經歷過的。但這種搬離大城市的趨勢在上世紀的80年代的中期就已經在美國終結了。而在東京，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也開始出現人們重新搬回中心城區的趨勢。這里面的道理還是前面說過的，人們越來越需要住在市中心，來接近空氣里彌漫著的知識、信息和技術。同時，也是為了享受市中心無法被替代的豐富生活。與此同時，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人們不愿意將時間花在路上。

　　最后讓我們來談一談公共政策吧。人們往往容易看到城市擴張所出現的各種問題，比如擁擠和污染。但是人們往往看不到，在大城市所承受的擁擠和污染，恰恰是人們獲取更好的工作機會和更好的生活品質所付出的代價。十八屆三中全會先說“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因素，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之后才說“要嚴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規模”。

　　這個次序的先后是有含義的，任何控制人口規模的措施，必須尊重市場配置資源的基本規律，而不是去逆轉這些規律。從這個角度來出發，任何控制人口規模的政策最多只能是在短期里作為應急措施。即便是這樣的應急性的控制人口政策，也只能是適度緩解人口增長的速度，而不可能讓特大城市的人口負增長。更不應該通過加強對外來人口的公共服務歧視，來增加他們生活在城市的成本。從長期來看，正確的政策只能是適應人口增長的趨勢，不斷地增加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供給，在不妨礙城市發展的情況下，緩解擁堵和污染的問題。而在當前經濟不太景氣的背景下，這樣的投資才是拉動增長的有回報的投資。

　　當然，在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長這件事上，中國并不孤單。看看印度吧，這個人口大國長期以來也采取措施限制大城市的發展，把政府所能控制的產業往中小城市搬。結果呢？大城市還是在發展，只是他們的大城市發展的產業結構大量是信息技術等產業，這些產業吸納農村移民的能力不強。結果就是，印度成為了“兩個印度”，城市并沒有充分發揮創造就業的功能，而落后的農村沒有分享現代經濟增長的成果。和中國一樣，印度的城市化明顯滯后于它的工業和服務業發展。

　　可見，通過行政手段來控制城市人口規模的做法沒什么國際經驗，即使有，也來自屈指可數的第三世界國家，說多了全是淚。大約在半個世紀以前，簡·雅各布斯寫下《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她的斗爭對象就是當時追求低密度的美國城市規劃學界，歷史證明，簡是對的，美國城市正在為低密度而支付昂貴的代價，也驅動人們重返高密度且更有活力的大城市。透過現象看本質，這背后只是兩個大字——“人性”。陶淵明曾有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這是千百年來最好的詩，現代人何妨做這樣的解讀，偶爾厭倦了大城市的各種病，那就去用內心的安寧來治，“心遠”即可，而未必是歸隱山林，更不是把城市建得像農村一樣。

　　總之，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怕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