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世界環境和能源容量，無法承受人口兩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中國走西方式的現代化道路。所以中國與美國的競爭結果，既不是中國趕上美國成為贏家，也不是美國和中國并駕齊驅成為共同的贏家，而是兩敗俱傷。這種競爭就像20世紀80年代美國和蘇聯的核競爭一樣，最后結果不是勝負，而是將人類導向毀滅。而當今中國與美國的競爭，與當年美蘇競爭的根本不同在于美蘇之間的核競爭，是一種結果博弈，只要控制住最后的結果不發生，競爭導致的毀滅性就不會發生。當今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則是一個過程博弈，無限經濟增長帶來的污染釋放，最后形成的毀滅性結果無法預期和控制，這個結果一旦爆發，便無可挽回。

　　相反，如果中國勇敢地走出這場賭局，那么帶來是中國與世界的雙贏。因為中國不是一個小國，比如不丹或新加坡，他們不參加世界的競爭，走自己路的話，世界不會因他們退出而改變，而中國作為世界巨體量的大國，其退出將會影響世界現有的競爭格局。事實上，當代中國已經做出了抉擇，這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從世界視角看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這是一個中國退出世界惡性競爭，走自己文明之路的重大抉擇。

　　發展模式的轉型：從GDP最大化轉向國民福利最大化。淡出國際間惡性競爭，就會為矯正國內圍繞GDP主義的惡性競爭創造大環境。最近習近平主席多次談到不能以GDP論英雄，三中全會《決定》也提出改進唯GDP的干部績效考核體制。不以GDP論英雄的本質，是要把經濟增長目標從追求GDP最大化，轉向追求國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標。在一個國家的溫飽問題解決之后，國民福利和幸福度的提升，是一個包含環境福利、精神福利、物質福利與社會公正、社會互助等綜合福利的發展，這不是純經濟增長能夠滿足的。以滿足國民福利最大化為目標導向的經濟增長，可以遏制目前地方政府唯GDP增長的惡性競爭，也可以遏制以犧牲環境、犧牲公平為代價的黑色GDP增長。在國民福利最大目標的約束下，這將是一個不同于西方的低能耗、高福利、低成本、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這樣一種模式，不是以達到美國人均4萬美元為標桿，而是人均1萬元，但比美國人生活得更幸福的發展模式。

　　以國民福利和幸福最大化為目標的發展模式，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的應有的發展模式。所以，當下在中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轉型。中國城市霧霾天的深層根源，是我們的城市發展目標迷失的結果。如果不能把城市發展目標轉向新發展模式上來，就會陷入惡性循環：一方面是成本外化經濟不斷擴展，另一方面是耗費大量社會資源通過立法、建設、管理制度消除經濟增長帶來的霧霾天，如此循環下去，沒有盡頭。

　　從源頭治理的新變革：生活方式革命。導致能耗與碳排放的源頭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物質產品生產制造過程中的能耗與碳排放；二是消費過程中形成的能耗與碳排放。科學家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發現，消費端的能耗才是造成高能耗、高排放的主要來源。發達國家能耗占全球能耗總量的50％，其中消費領域能耗占總能耗的60%至65％，而制造業能耗不足40％。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1978年建筑能耗占終端總能耗的比例在10%左右，而目前建筑能耗的排放量已經達到了30%。

　　其次，目前高能耗、高排放居高不下的難題無法解決，還來自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惡性循環的機制。在滿足GDP增長和資本獲利最大的無限增長模式中，為滿足經濟無限增長，就必須有無限消費增長來支撐。在現代經濟運行中形成了這樣一種惡性循環，一方面，為了滿足經濟增長，需要刺激消費，而刺激消費是一種超出實際需求的占有消費、滿足欲望的過度消費、滿足面子的奢侈消費。這種病態的高消費又會導致病態生活方式和霧霾天的病態的環境。為了治理病態生活和污染的環境，又會形成新的產業和GDP，如此不斷循環下去結果是：經濟規模越來越大、人均收入越來越高，而高消費帶來的病態生活和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要從源頭治理霧霾問題，單純的外部治理還不夠，需要從改變生活方式著手，改變這種惡性循環。

　　要使國民福利最大化的發展模式落地，就必須同步推進生活方式的革命。從根源解決城市霧霾天，既需要通過技術進步，最大限度降低消費領域的能耗，更需要倡導健康、低碳、幸福的生活方式。十八大報告也明確提出，要“增強全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形成合理消費的社會風尚”。為了響應十八大報告及時代需求，應該在生產和生活消費領域進行全方位創新，構建創新體系，建立起生態文明時代新的消費方式、居住方式，從而引領生活方式的變革，從源頭上根治霧霾問題。

　　發揮中國新后發優勢，充分利用新能源在內生生態文明建設中作用。正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新能源革命，是從根源上破解工業化模式造成能源和環境危機難題的一次革命。目前，國內對新能源的認識，更多停留在新能源帶來的產業發展機遇上，其實新能源給中國帶來的是構建成本內化的生態文明模式新后發優勢：

　　首先，中國具有利用新能源的低成本的優勢。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他們已經形成一套成熟的使用傳統能源的體系。要在一個已經成熟的傳統能源體系中，導入新能源，在經濟學上就涉及到一個替代成本問題。當代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初期，尚未形成對傳統能源使用問題體系。在許多領域不存在替代成本，可以低成本直接使用新能源。比如，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52%多，要在未來的城鎮化中利用新能源，可以直接使用，不存在改造舊的導入新的這樣的問題。

　　而目前在城市能耗中，根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公布的數據，中國住宅總能耗已占全國能耗的37％。目前我國單位建筑面積能耗是發達國家的2至3倍以上。全國建筑技術科學領域首位中科院院士吳碩賢認為：如果推行生態住宅設計，一棟節能建筑和不節能建筑相比，空調能耗差4~5倍。建筑若合理采用節能設計，可輕松獲得50%~60%的節能效果。如果從現在開始嚴格推行生態住宅標準，預計20年后，在總建筑面積增加150億平方米情況下，可節約建筑用電3500億度，相當于4個三峽電站的年發電量。

　　其次，中國有利用新能源的市場優勢。從西方工業化和城市化標準看，中國城市化率低，大量鄉村存在是一種落后的標志，但是從利用新能源看，中國的鄉村和小城鎮恰恰具有大城市不具備的新優勢。由于太陽能、風能、地熱能、潮汐能、水能等新能源，與傳統化石能源相比是一種分布相對均衡的能源。人能夠生活的地方，就有可利用的太陽能、風能和地熱能等可再生能源。由于新能源不需要遠距離輸送就可以直接利用的特性，使得分散居住的鄉村和小城鎮獲得了使用新能源的新優勢。

　　目前農村使用新能源的優勢已不僅僅是理論上的，而是已經成為一種活生生的現實。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熱水器生產國和消費市場，而這個產業市場不在大城市，而是小城鎮和鄉村。據中國五金制品協會統計，目前中國城市家庭中，擁有太陽能熱水器的只有7.6%，90%以上的市場在中國農村和小城鎮。除此之外，中國農村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發展起來的沼氣能源，也走在世界前列。沼氣能源在我國農村分布廣泛，潛力很大，凡是有生物的地方都有可能獲得制取沼氣的原料。據調查對比，小型沼氣電站每千瓦投資只要400元左右，僅為小型水電站的1/2~1/3，比風力、潮汐和太陽能發電低得多。按照這個發展趨勢，在中國農村和小城鎮，能夠比大城市更大程度利用新能源。

　　新能源在中國農村和小城鎮顯示出的巨大發展潛力，我們需要從戰略的高度，把發展農村和小城鎮新能源作為中國發展新能源戰略的突破口來對待。農村與小城鎮利用新能源的市場優勢，恰恰是高度城市化的西方國家所沒有的新優勢。

　　最后，中國有利用新能源創新動力優勢。近代以來世界科技創新的歷史證明，引領時代的創新中心，往往是創新動力最大中心，而創新動力，又來自壓力造成的倒逼動力。當今中國就在世界能源與環境危機壓力最大中心。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承接了發達國家高能耗、高污染制造業，使中國成為環境壓力最大的國家。同時，世界環境容量的限制，又決定了中國無法重復西方的老路通過產業轉移實現污染輸出。這樣一種壓力，恰恰會形成中國創新的動力。

　　總之，如何重新認識中國利用新能源的新后發優勢，把新能源技術導入到中國制造業改造中、導入到中國農村和小城鎮發展中、導入到中國未來城鎮化中，是中國能夠從根源上降低能耗、解決霧霾問題的新戰略。

　　城市模式轉型：小規模化、田園化城市成為未來城市發展的主導趨勢。2013年發生霧霾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要從根源上治理霧霾問題，就必須重新思考中國城市發展模式問題。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為中國經濟的發展貢獻了力量，也使中國遭受霧霾等“城市病”的困擾，所謂“城市病”主要表現為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等，它的根源在于城市化進程中人與自然、人與人、精神與物質之間各種關系的失諧。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而目前的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導致霧霾嚴重、交通擁堵，似乎并不是美好的景象。城市的集中居住模式增加了居住成本，據有關數據統計，城市的人均耗能是鄉村的3倍。諾貝爾獎獲得者詹姆斯·莫里斯認為“城市病”的破解之道在控制城市規模。從統計數據上的人口規模看，比較理想的城市人口應該是在40萬左右。此外，由于新能源革命解決了小城鎮發展所需要的能源問題，小規模化、分散化、田園化的城市將成為生態文明時代城市發展的主導趨勢。中央對新型城鎮化提出了如下方針：以人為本、四化同步、科學布局、綠色發展、文化傳承，新型城鎮化建設必須按照這些方針大力發展小城鎮。在新能源支持下的城市發展，小的就是好的將成為一個生態文明時代城市發展的新趨勢。因為小城市不僅是充分利用當地新能源的生態城市，也是避免諸多大城市病的最適于居住的幸福城市和田園城市。

　　探索基于東方智慧的根源、系統、內生的治理之路

　　在世界環境和能源的支撐力已經出現負數的世界背景下，中國無法重復西方式污染轉移的外生治理之路。霧霾問題背后暴露的是中國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如果中國繼續走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費、高成本的工業化之路已經行不通。要從根源上治理霧霾問題，需要重新定位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目標。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就是中國走向未來發展的新道路和新目標。中國需要探索基于東方智慧的根源、系統、內生的治理之路。從短期與長期結合治理看，中國應當走外部防范與內生治理相結合的中國治理之道。要構建這樣的生態文明模式需要進行五個方面的變革和轉型：一是在戰略目標定位上，我們必須調整中國現代化目標的參照系。從追趕西方式工業文明的現代化，轉向以生態文明為目標的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目標上來。要實現這個目標定位的轉型，意味著當代中國必須從追求無限經濟增長的世界競爭中淡出，走中國自己的路。二是在中國發展模式上，我們必須從GDP主義主導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到國民福利最大化的新發展模式上來。三是要使這樣一種新發展模式落地，必須啟動以低碳、健康、幸福為目標的新生活方式的革命。四是要充分發揮中國的新后發優勢，利用新能源為中國的內生生態文明建設服務。五是充分利用現代新能源、信息技術，走中國特色的低能耗小規模化、田園化城市發展之路。

　　總之，成本內生的生態文明模式，不僅是大幅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新文明模式，同時也是能夠從根源上實現天人和諧、社會公正、環境福利、物質與精神均衡發展幸福生活模式，也是中國與世界共贏、共享發展的利他模式。在這樣一種全新的模式中，治愈的不僅僅是霧霾天，還包括工業文明模式的諸多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