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為G20峰會宣傳議程設置的框架構成

　　1．新聞媒體

　　美國新聞傳播學者馬克斯韋爾·麥庫姆斯(MaxwellMcCombs)和唐納德·肖(DonaldShaw)研究發現，如果媒體突出報道某些議題，這些議題就會成為受眾重點關注的對象，而且通過對議題的屬性描述，還能影響受眾對該議題的態度和判斷，可見，新聞媒體對公眾輿論具有強大的議程設置能力。新聞媒體通過突出報道某些事項，或通過對某些議題屬性的選擇性“框架構建”，會極大影響受眾對這些議題的認識和看法。因此，一方面中國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國際新聞傳播平臺，向那些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西方媒體學習，通過專業話語建構中國主流媒體的專業權威形象，提升國際新聞的傳播力和影響力，為中國爭奪國際話語權創造良好條件；另一方面，也要從新聞媒介與空間地理的交叉關系中，注重城市空間媒介化的意義建構，就是“把媒介的理解擴展到實體空間，關注城市景觀、空間布局對于城市公共交往的意義，把傳播從遠距離的信息傳遞，擴展理解為儀式感的實現、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建構”。[⑤]

　　2．專家系統

　　專家系統是具有專業知識、對決策目標持有某些共同價值觀的專家、專業人才團體或網絡，知識復雜性是決定專家系統所擁有的專業知識、技能對于信息傳播網絡中其他主體所具有的價值最主要客觀因素，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在國際話語權建構中，人們可以在超越現實存在的虛擬時空中建構新型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全球化使在場和缺場糾纏在一起，讓遠距離的社會時間和社會關系與地方性場景交織在一起”，“專家系統則通過專業知識的調度對時空加以分類，這種知識的效度獨立于利用它們的具體從業者和當事人”[⑥]專家系統的形象化組織——“智庫”日益在國際對話交流中起到關鍵作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起步建設過程中，有關于城市問題的專家系統既擁有國際學術研究的思維范式，又諳熟中國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發展的根源現狀，應先于、敢于并善于“發聲”。

　　3．倡議網絡

　　20世紀末,除了主權國家以外,許多非國家行為體也成為了世界政治的重要參與者,它們彼此之間以及與國家和國際組織之間的互動,形成了國際政治中的跨國網絡。這些網絡既包括像跨國公司這樣的經濟行為體,也包括基于共同的事業和價值觀念而形成的非政府組織。“全球約6萬個非政府國際組織或國際論壇機制，有中國人介入并發揮作用的不足3%，這是目前中國與國際社會交往不順暢、中國國際形象塑造乏力的重要原因。”[⑦]美國政治學家瑪格麗特·E.·凱克(MargaretE.Keck)和凱瑟琳·辛金克(KathrynSikkink)提出“倡議網絡”的概念[⑧]，借助“網絡(networks)”這種以自愿、互利、橫向的交往和交流模式為特點的組織形式，國際和國內的非政府研究和倡議組織、媒體、商會、基金會成為議程設置話語建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這也正如沃勒斯坦(Wallerstein)所指出的國際間的城市互相連結，全球正成為一個緊密的、互相依存的世界體，而“倡議網絡”的運行機制之一則在于充分利用媒體對信息進行加工、包裝和架構獲得話語權，城市因其異質性和包容性而成為倡議網絡生存和發展的框架，從城市出發，媒體更容易形成輿論動力，從而推動一系列議題進入國際媒體新聞傳播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