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城市研究領域，智慧城市、生態城市、科技城市、低碳城市等概念層出不窮。已有不少學術研究圍繞這些熱門概念推進。其主要關注點是如何讓這些熱門概念落地，以及如何通過它們讓城市生活變得更美好。這意味著，這些研究先驗地判定，前述概念代表著“先進”，無須重新審視。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Federico Caprotti博士另辟蹊徑，在眾多研究基礎上，利用“城市漫步”這一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話語分析的基礎上重新（并且是批判性地）思考了天津的中新生態城工程。文章發表在2014年2月的《Cities》雜志上。

　　中新天津生態城是2007年由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商定并開始興建的，是兩國戰略合作項目，其規劃面積約31平方公里，規劃人口約35萬，核心理念是建設一個低碳、綠色、生態友好的宜居型城區。這里被重點強調的“生態”標簽，并非中國所獨有，只是這個標簽在中國特別火。事實上，2011年時，全球有超過170項“生態”城市項目處于動議或實施狀態，其中僅中國就超過100項。

　　Caprotti博士的研究即在這一大背景下展開。他借助中新天津生態城這一帶著“生態”標簽的城市建設項目，思考當代生態城市的研究與實踐。之所以選擇“城市漫步”這一城市研究中的非主流方法，是因它能幫助研究者揭示規劃藍圖背后的故事，去觀察“生態城市”這一概念背后附著的“投機性城市主義”，同時還能觀察規劃師們常常忽視的社會樣態，去思考重塑城市空間的其他可能。

　　在既有文獻基礎上，作者歸納認為，生態城市主義的核心關切，是在環境和氣候變化的狀況下，如何重塑城市未來。這一建筑和設計趨勢，事實上繼承了19世紀后逐漸風靡的“花園城市”理念。具體而言，其注重調和自然與城市的關系，力圖將城市打造成為綠色的、可持續的島嶼。

　　當然，新興的生態城市主義也有不同以往的一面。如果做更深入的考察，可得出這一結論：生態城市主義潮流本質是日益令人矚目的全球環境政治和管制的衍生物。換句話說，它是城市“社會-技術”和“環境-經濟”實驗落地的一個嘗試，其目標是通過打造低碳經濟和城市來推動經濟和社會變遷。

　　某種程度上，這一新潮流體現著對“生態現代化”的渴望。作者以唐山曹妃甸的生態城項目為案例，剖析了地方層面的生態城建設與國家層面的“現代化”目標是如何融合的。這一邏輯可歸納為：為實現國家現代化，尤其是應對環境和經濟壓力等核心關切，政府需借助生態城市的建設作為新的“技術-社會”路徑。

　　從另一個視角觀察，生態城市主義事實上也被深深嵌進了資本的邏輯里。作者借助大衛哈維的“空間修復”理論，指出生態城市也可被視為一個時髦的城市“技術-經濟”修復路徑，其中最活躍的正是逐利的國家和資本的聯合體。換句話說，生態城市建設不僅是為了應對環境和氣候危機，同時也是為了維持經濟的可持續性。

　　由此，作者重點關注了“生態城市”工程的四方面問題：第一，尺度——將工程放置在更大的語境里觀察，不單聚焦于其作為“生態飛地”的一面；第二，概念的定義和標準——反思“生態”二字的內涵，以及生態工程的評估、執行、監管、審查是否實現目標所需的標準；第三，社會適應能力——生態城市不是一個空的容器，能將一個完美的城市社會直接植入，它更可能是一個需要被質疑和追問的空間，因為在技術理性的規劃里，很可能并未充分考慮其應有的社會和政治功能；第四，邊緣地帶的城市新貧民——在何種程度上，生態城市的建設加劇了城市貧困的生成。

　　尺度

　　“生態城市”的建設可以在多種地理尺度上展開，包括街區、小城鎮和作為整體的城市。那么，天津生態城工程在何種尺度上展開，這一尺度與其他尺度又有何種聯系呢？這些考慮構成了“尺度的地理”的核心考量。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很明顯：中新生態城的建設，是在城市尺度上推進的。作者觀察到，與英國以及歐洲的生態城相比，中新生態城的尺度明顯更大，感覺更空曠。天津生態城建立在大尺度街區的基礎上，被寬闊的幾條公路切割，其側面才是人行道和自行車道。生態城的建筑也非常大，幾乎都有25層。這使這座城市看起來大而空。

　　但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要想給出答案，就必須把生態城的建設放置在更廣的空間和經濟社會語境里區考察。作者認為，一個只為自己的居民服務的生態城市會面臨很大的風險，如何處理生態城市工程與其所處區域的關系，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環渤海地區雖擁有全國25.3%的GDP，但也面臨環境和人口的雙重嚴峻壓力。興建天津生態城，不只是為了建設一個高檔住宅集聚區，其背后有著更深更宏大的考量，這就是：遵循可持續模型，重設城市發展道路，堅信可持續性的藍圖一定能通過專業的、科學的社會和規劃知識來實現，并進而構建一個新的宏觀尺度的生態城市與社會。為實現這一目標，天津生態城的建設不僅充分調動了“生態城市”這一新的全球層面的城市想象和話語資源，而且也在積極動員本地的各種要素，推進具體的工程建設。

　　還有另一種尺度也需加以考慮，那就是時間的尺度。其中核心關切是：單個的“生態城市”工程是否孤立？它能否和其前后開展的其他工程形成關聯？其影響能否持續？雖然預測不可能準確，但思考這些問題仍具有當下的意義，尤其對反思“生態城市”概念與實踐有著深遠意義。

　　俯視天津生態城的居民區

　　定義

　　在進行城市漫步的過程中，作者很驚訝地發現，建設中的天津生態新城和自己構想的模樣完全不同。

　　基于經驗，以及該工程的宣傳視頻，作者預想中的“生態城市”，應當干凈、清新和技術先進的，比如會有風力渦輪發電、太陽能電板，到處都是綠地。但他在漫步歷程中的觀察卻完全不是這樣。

　　他在這里所見的景觀，具備中國城市發展的典型特征：高居民樓、小汽車出行、新建的商業綜合體、空蕩蕩的超市和博物館。一些傾斜的屋頂上裝有太陽能板，但作者懷疑這些發電量能否滿足30層大樓的需要。在一棟居民樓上，他發現了小型渦輪以及戶外太陽能照明設備。另外，諸多公寓外有裝有大型空氣過濾設備的戶外空氣清新機。不過，這里絕大多數的渦輪機，都與這座城市的巨大型號不匹配，且建得較晚。作者見到一組太陽能發電設備，其上覆蓋一層灰塵，不清楚其發電效能如何。還有，一些建筑令人感到詭異，比如，一處商業設施里放置了一條閃閃發光的全新游艇。莫非這是為將搬到生態城居住的新貴階層準備的游艇展示廳？

　　天津生態城中的小型發電與照明設備

　　在這里，一切都仿佛被連根拔起，又清洗一番，甚至連青草都很少見。一個多小時后，作者終于在轉角處看見兩棵紅色葉子的樹，激動片刻后，他才意識到：這兩棵樹的樹干和樹葉都是塑料做的。因而，他感慨，在研究“生態城市”工程時，堅守定義，并運用定義對工程進行細致的審視非常重要。

　　中國一直不遺余力地推廣和實踐“生態城市”這個概念。在作者看來，“生態城市”概念的最主要的推銷者其實是地方政府，他們的推銷對象則是潛在的開發商、高科技企業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居民。在進行推銷時，主要的宣傳點是這樣的項目將可能創造新的GDP和利潤、產生和運用新的技術以及提供更為舒適和安全的生活環境。

　　作者認為，在眼花繚亂的商業宣傳后，更值得關注的是生態城市在建設過程中的實際行為，尤其是環境表現如何。為此，需要構建一系列行為指標。在天津生態城案例中，有22個定量指標，4個定性指標，關注自然生態及人工營造的環境，城市生活方式及城市經濟。環境指標包括空氣和水的質量，諸多生活方式指標也與環境相關，比如一項指標是：到2020年，要達到生態城中至少90%的出行以公共交通的形式實現。

　　當然，僅有這些指標是不夠的，還要進一步強調對建設行為和過程的監控。只有高度透明的（外部）監控，如來自投資者、潛在的居民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監督，才能保證項目的進展符合最初的設想和定義，否則只能導致失敗。

　　退一步說，即便工程建設本身能符合相應的指標和定義，也不能代表工程在社會層面是可持續的，這與城市設計本身相關，比如正在建設的天津生態城，就已因其基本的規劃缺乏對人本尺度的考量，如過寬的馬路、過大的小區等，受到學者批評。

　　社會適應能力

　　作者穿行在由全新的建筑和設施組成的區塊中，工人工作時的丁當作響，或遠遠看到樓頂的一個焊接工人時，都令他有些吃驚。在居民區或空曠的大路上，每隔半英里甚至更遠，才有一個警察或建筑工人。人們相遇之后，冷漠轉身，然后繼續走路。設計者也許希望這里有豐富的社交。生態城中有足夠多的活動空間，居民小區也有開放景觀。只是，這些地方被大馬路分隔。另外，所有居民區有獨立的地面停車場。這意味著，這些社區不僅是門禁社區，還被圍墻封閉起來——它們被這些停車場隔開了。要從每個小區進出，只能走有衛兵把守的大門。社區能從這樣的空間里發育出來嗎？

　　在五年、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天津生態城會是什么樣子？社區在其中會怎樣發展起來？現有的規劃目標是構建一個“和諧社會”，但這并非能自然而然實現的目標。作者認為，一座城市的社會適應能力，應植根于其多樣性，具體而言，就是由具有不同背景的居民相互交流，共同決定城市或社區的事務。

　　作者提出，關于社會適應能力，更多的研究是基于已有的社區、城市及其他社交環境而進行的。天津生態城還是一個空的容器，正等待大量居民進入。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才會出現一個成功的社區，它是否在生態、經濟、社會方面可持續？對這些問題，可以進行關注和考察。這不僅是在關心新生態城的未來形態，還可以了解社區形成的機制。

　　然而，社區也有可能無法形成。社會和人群的多樣性，在生態城市的建設藍圖里并不占重要地位，甚至沒有地位。在“和諧”這一概念里，真正被強調的要點只是“富裕”。盡管這個要點在本地語境里并不讓人驚訝，但過度強調居民區里的設施，并不意味著社會就能完善成型。因為建筑環境充其量只能調和已有社區，而無法促成新社區形成。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天津生態城被建設成了一個“非地方”，也即由其時間性和缺乏持續性而定義的“普通城市”。

　　城市的新貧民

　　在一個空城里，吃午飯是件難事。作者前往這座生態城里唯一標志著生氣之地：工人城。在這里，藍頂的簡易房中滿是工人，他們所付出的勞動，使這個城市從一片鹽灘上拔地而起。工人城是極有秩序的地方，占據了一大片地，工人居住區中常傳來叫喊聲。籃球場是工人的活動場所，但在這個寒風天里，還是工人吃飯的地方最具活力。作者和工人坐在一張桌上吃飯，從旁邊吃飯的工人的相互交談中，作者得知其中一位是從新疆來的維吾爾族人，其他人來自云南。

　　從政治經濟角度看，天津生態城工程本質上是資本、知識和意識形態再城市空間里流動的新方式。在這一背景下，參與工程建設的工人們并未被納入整個工程的任何一個建設目標中。他們住在城市邊緣普通的工棚里，過著和其他城市貧民相似的生活，這些都和“生態”二字無涉。在這個意義上，作者認為這些建筑工人成為移位/遺棄的新主體，因此應被納為當下地理學的研究對象。

　　在借助其他學者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作者進一步回顧了這些城市新移民是如何在社會和制度的雙重障礙之下成為城市新貧民的。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無法享受戶籍地以外的醫療保險。他們的子女教育問題非常嚴峻，并面臨貧困代際傳遞的風險。他們甚至沒有出現在統計局發布的官方人口統計數據里。這種種因素都在催生一個新的城市貧民階層形成，并進而導致潛在的社會經濟斷層的出現。而這在天津生態城里并沒有得到避免。

　　結語：

　　一次短暫的“城市漫步”無法揭示天津生態城的全部，但Caprotti博士的研究目標已部分得到了實現。從這些觀察出發，我們或能進一步反思熱門概念背后隱含的問題，尤其是規劃師有時忽視、但卻切實存在于日常生活里的社會和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