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6月12日電，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下，來自中國的科學家們響應非洲兄弟的熱情召喚，沿著600多年前鄭和船隊的航線來到東非國家肯尼亞，在這里扎根，在這里開拓，短短幾年的時間里，取得了一系列杰出的成就。中國科學院中-非聯合研究中心主任、植物學家王青鋒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說起肯尼亞，首先讓人想到的多半是著名的動物大遷徙。然而，東非地區同樣擁有種類和多樣性極其豐富的植物資源，長期以來并不為人所知。生于湖北荊門的王青鋒，身材高大，長得有點像北方人，不過做起事來卻更具有湖北人果敢、干練的風格。作為植物學研究者，他是如何與非洲結緣，又是如何承擔起中國科學院“走進非洲”的重任，成為國家間大型合作項目《肯尼亞植物志》主編的呢？通過下面的問答，就能夠找到答案。

　　Q: 第一次到非洲是在什么時候？那時候對非洲的印象是怎樣的？

　　A: 我第一次去非洲是在1996年，那時候我還是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一名年輕講師。同年，我被派到乍得的恩賈梅納大學做為期一年的援外專家，并幫助建立了保護生物學實驗室。在業余時間，我和乍得研究人員經常到乍得周邊國家進行科學考察，當地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生物類群激起了我濃厚的研究興趣。那時我經常騎著一輛小摩托車到野外，當地的黑人小孩四五個一群跟在我后面跑，等我停下來后幫我拎包、扛標本夾，問我到哪里去，需要什么標本，然后幫我采。當地人民淳樸的熱情好客讓我十分感動。這成為直至今日我對非洲人最深刻的印象。

　　Q: 在非洲工作時發生過什么有趣的事情嗎？遇到過最艱苦、最危險的一件事？

　　A: 自2009年以來，我已經到肯尼亞進行野外考察、標本采集20多次。在肯尼亞采集標本是非常危險的，如果研究人員意外侵犯了野生動物的領土，會遭到它們的攻擊。所以，我們常常邀請當地人當向導。

　　我們經常開車到非洲草原和山谷，一待就是兩個星期。為了確保安全，肯尼亞政府會派出武裝警察來保護我們。

　　然而，研究人員還必須應對其他突發狀況。有一次我和一群研究人員前往肯尼亞阿伯戴爾地區的中部高地考察工作，由于山體滑坡，SUV突然翻滾過來，當時我腦子一片空白，直到同事將我從車子里面拉出來。幸運的是，沒有人受重傷。兩天后，一名救援人員才趕到現場。這次命懸一線的經歷讓我印象很深刻，也讓我切身感受到科學探索的不容易。

　　Q: 野外考察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A: 非洲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是我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科學研究不應被視為一個有限的區域。在宏觀生物學和進化生物學研究中，重要的是通過跨國研究拓寬科學家的視野。與中國植物區系非常不同的非洲植物區系的生物多樣性，為我們提供了獨特的學習機會。雖然非洲國家需要優先考慮生物多樣性保護，但他們大多缺乏先進的技術、專家團隊和資源重組的能力，這使得他們難以進行自主研究。 這就是中非兩國合作的起點。

　　Q： 如今對非洲的看法與第一次的印象有什么不同？

　　A： 二十年前，在我去乍得之前，我覺得非洲很可怕，我以為那里充滿了原始的部落。 但是當我到達那里時，才發現根本不是這樣。環境安全，乍得人民很友好。 乍得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但乍得人民大力重視教育。當地人對教師和考察人員非常尊重，政府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資金，其中包括大量教育設施。

　　多年以來，我曾到過幾個非洲國家，包括乍得、肯尼亞、喀麥隆、南非和尼日利亞等地進行實地調查。我觀察到，非洲國家同樣重視教育和研究。近年來，這些國家經濟水平不斷提升，研究人員數量不斷增加，素質也有所提高。

　　Q: 建立中-非聯合研究中心的契機和籌備過程？

　　A：如果沒有那次去乍得的經歷，可能我至今也不會去非洲，因為不了解那里的情況，但是一旦了解，就會有感情，并愿意去做與之相關的事情。從乍得回來后不久，我聽說一位學習生物學的肯尼亞學生想到中國讀博士，但是由于不會說中文，很多學校都不愿意接收。這位叫Robert的留學生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但是通過自己的勤奮和努力拿到了留學的邀請。在了解他的情況之后，我和另一位教授商量，決定接收這名叫Robert W. Gituru的學生到武漢大學讀書。如果不是因為對非洲的了解和好感，我也不會下決心促成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