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以來，全國各大城市上半年GDP成績單陸續出爐，這也使得“新一線”城市之爭再度成為焦點。比如其中的“熱門選手”杭州，剛剛公布的GDP增速8.1%的成績單十分漂亮，又正好在這一時間點撤臨安縣設區，市區面積大為擴張——從4000多平方公里猛增至8000平方公里。不少自媒體由此驚嘆，就像深圳趕超廣州，杭州成為第五大一線城市甚至超越上海，也是指日可待。

　　單就杭州來說，盡管在剛剛過去的G20峰會中為全世界矚目，而且作為阿里巴巴、網易等互聯網巨頭的總部，杭州得到的光環加持確實要領先其他城市。但也正如反對意見所指，如果按照目前的一線城市判斷標準，從GDP總量上來看，杭州2015年才剛剛進入“萬億俱樂部”，和北上廣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而從人口規模來看，2016年杭州的總體人口是901萬，而它的“競爭對手”天津是1562萬，就連成都也輕松突破了1000萬大關。

　　從人口規模以及GDP總量這樣的傳統城市影響力評判標準上來說，杭州離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城市，相差還甚遠，甚至不如它的鄰居蘇州和南京。

　　這些年來，包括杭州在內的天津、武漢、南京、成都等新一線城市或主動或被動的加入了這場“準一線”后備軍之爭。這種競爭帶來的積極意義是，這些城市競相推出了相比北上廣更為包容的就業、戶籍、房產新政，以此來吸引超級大都市的人才回流。但在政策優勢的另一面，是以房地產開發為主要思路的人口流入、城市擴張模式并未停止。

　　目前城市規劃理論界對于一線城市的判定標準，城市面積、人口規模及GDP比重等影響因子依然占據絕對的影響力。這不僅導致以往的城市化等同于房地產化，甚至連目前的“逆城市化潮流”也容易為“規模”所綁架。

　　與北上廣不斷擴張的難以承受之重并生的是“逃離北上廣”的話題從未休止。面對大城市，社會心理一直處于又愛又恨的糾結狀態。超級大都市的人們被認為是在“假裝生活”，二三線城市卻又苦于求之而不得，至于三線城市以下面對的則是人口流出的“空城危機”。

　　像是那些焦慮的中產階層一樣，城市之間也正逐漸形成了一道圍城，二三線城市恨不能躋身一線，一線卻忙于鎮痛“大城市病”。在這種集體的城市焦慮下，我想，是時候重新反思以規模作為判定標準的一二三線“城市之爭”了。

　　相比中國城市還在矢志不渝的追逐“大”的情結，早在2015年，《經濟學人》在探討城市政策時，就開始追問“如何縮小城市規模（How　to　shrink　a　city）”了。如果回顧包括經濟學人智庫在內的國際機構對最宜居城市的評比就能發現，以往對于城市的評判標準已經發生了改變。那些被認為是全球最宜居城市中，大部分是在富裕國家的中型城市。

　　英國知名經濟學者舒馬赫明確提出對工業文明時代所追逐的“特大城市”的批判，他認為未來的城市發展首先要克服的是對大規模能夠提升效率的迷信。美國建筑規劃界的大師簡·雅格布斯在經典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表達的觀點與舒馬赫不謀而合，“人本主義”的傾向正在成為世界城市規劃的主流方向。

　　回到以杭州為代表的中國“新一線”城市，作為互聯網巨頭云集之地，更為寬容自由的創新環境所釋放的潛在動能和吸引力，使得杭州相比那些GDP重鎮更有想象空間。

　　在互聯網時代，與城市緊密相連的商業文明都在不斷去規模化、去中心化；未來，那些值得期待、令人向往的城市并不會因為其人口和GDP規模增長而更有幸福感，相反，蘊藏在背后的、關注個體生活質量的軟實力才是未來城市競爭的更重要方向，這要比爭搶誰是下一個“新一線”城市有價值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