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

中國扶貧基金會前執行會長

　　撰文：何道峰

　　來源：《中國慈善家》2017年9月刊“道峰論公益”專欄

　　中國正行進在人類文明史上一個很難定義的階段。以現代化經濟尺度而言，中國正行進在從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工商業文明轉變的路上，中國非農就業的勞動力比重上升到60-70%之間，城鎮化居住人口超過50%，似乎再使一把勁，中國就能躋身于現代化工商文明國家之列。

　　以現代化政府的橫向比較而言，通常這個階段的政府都逐漸轉變為一個體量較小的現代職能型、服務型政府，而中國恰好與可比較的現代化歷史趨勢相反，政府日益轉變為一個體量越來越大的強權控制型、維穩型政府。

　　通常，政府小型化、服務型的邏輯是降低居民的稅收負擔并轉移政府過大帶來的官民沖突，另一方面則是居民自由志愿捐贈與公益慈善組織快速發展以承接政府小型化出讓的公共空間，通過橫向的人際連接、溝通與公益精神的相互激發來緩解社會沖突，導引人的價值取向與歸屬，為國家進入全面現代化助力。

　　可中國當下的情況是，個人志愿捐贈嚴重滯后，民營企業家捐款嚴重超前（幾乎每月都有宣布超越前人捐款數額的承捐人），成熟度高的公益組織嚴重發育不足，對公益慈善的公共研究、認知與人才累積嚴重不足。

　　因此，中國面臨之挑戰大于機遇。本文僅對美國國家公園的公益個案初析，以提供我們公益慈善所承載的社會現代化思考與行動的啟迪。

美國黃石國家公園

　　“公園”這個概念在人類文明史中源遠流長，而“國家公園”這個概念及其背后的一整套運作機制，則是美國公益慈善的創新，它體現了一個國家在經濟起飛之后社會現代化的協同進程。美國國家公園以1872年黃石公園的創立為起點，到1916年美國國會專門立法成立國家公園服務局，并規定國家公園不得使用政府財政撥款，1933年再度修定法律助推，1956年國會首次批準國家公園開始補貼性使用政府年度預算撥款——逐漸成為一個大規模進行環境保護、公民環境娛樂和公民環境意識訓導的公共空間或公益系統。

　　每一屆美國總統都會批準成立幾個新的國家公園或保護地。到2015年止，美國國家公園系統在聯邦層次上有法定國家公園400余個，保護面積超過8400萬英畝，相當于5億多市畝，每年進入公園參觀體驗的美外游人已超過3億人次。

　　加上各州的公園和縣級的公園，美國合計有2.58萬個公園和保護地，其保護面積達129萬平方公里，相當于美國國土面積的14%，相當于全世界保護地面積的10%。另外還有787個國家海洋保護區域，涵蓋127萬平方公里的水域，相當于美國海洋總面積的12%。

　　在美國國家公園機制的引領下，世界各國在二十世紀特別二十世紀下半葉引入“國家公園”概念，創建各種不同類型的“國家公園”近4000個，不同程度地保護自然土地4000萬-5000萬平方公里。但直到今天，美國國家公園無論從規模、理念、管理機制、環保科研水平、人與環境友好程度等等方面，仍然是世界環保公益的領跑者。

　　可是很多人沒有深入研究和思考過，美國“國家公園”從發明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公益領域，是各類慈善家個人推動的結果，政府只不過對這種民間倡導與推動，作出正確響應罷了。這個進程所體現的，正是一種慈善家扮演主角進行推動和倡導、政府作出適調性響應、全體公民普遍參與的社會現代化的縮影。

　　“國家公園”這個概念和公共環境保護的內涵，最早是在1831年由專門醉心于本土印第安人文明與野生環境保護的畫家喬治·卡特林提出并在西部運動中倡導的。

　　1855年，戛倫·克拉克放棄了他的財富和職業追求，成為加州優山美地峽谷中巨杉樹的守衛者和環保倡導者。他為此舉債累累，最后為還債賣掉他的旅館等企業資產，終身與年輕一代的約翰·繆爾一起共同推動優山美地國家公園和紅杉樹國家公園的創立而倡導奔走，直至1910年96歲時去世，自選安葬在優山美地國家公園峽谷。

約翰·繆爾

　　約翰·繆爾比克拉克年輕24歲，在工業化流程中找不到生命的感覺，轉而到威斯康辛大學學習自然科學，將生命投入“曠野大學”，成為終身環保與自然主義大師。由他領導倡導（包括籌資）創立的國家公園有優山美地國家公園、加州紅杉樹國家公園、舊金山繆爾紅杉樹國家紀念碑公園、華盛頓州多雨山國家雪山公園等等，其所創立的Sierra環保俱樂部現在超過100萬會員，影響甚巨。

加州紅杉樹國家公園

　　1860年，瑞那爾茲籌款并與環保主義者費迪南·海登首次組織科學考察懷俄明州北部并進入黃石公園；1869年，“庫克—福爾撒木—彼特森”三個私募基金會組織的科考探險隊再次進入黃石公園；同年“華西本—拉格福特—斗恩”也私募基金并組織了對黃石公園的科考探險。這些科考探險報告成了海登、庫克等人進行倡導并最終由國會于1872年批準成立黃石公園作為第一個國家公園的前提。

　　美國的每一個國家公園創立的背后，都有無數“環保慈善家”共同努力的感人故事，總統的提名和國會的批準只是這種社會慈善公益協同的結果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寫信給約翰·繆爾要跟他一起考察優山美地峽谷時，竟然被這個環保主義者拒絕了。后來羅斯福總統寫信申明不帶隨從在山里露營三天，繆爾才同意。于是有了羅斯福總統與繆爾在紅杉樹林與優山美地露營獨處三天的科考浪漫故事，以及后來官方對民間環保公益的良性互動與積極響應。以致到1916年國會第一部國家公園立法（成立國家公園服務局NPS）時，已有15個國家公園按這種民間倡導的方式創立。

　　最重要的是，1916年的國會立法明確禁止國家公園使用政府預算資金，NPS主席按公益組織領袖由社會公開選拔后經國會任命，因此使美國的國家公園一開始就屬純粹的公益慈善事業。其中，不得使用財政預算撥款的法律規定一直沿用到1956年國會批準每年財政補貼國家公園10億美金時截止，而彼時美國國家公園的數量已接近200個，保護自然土地已接近2億市畝，簡直不可思議。

　　人們也許要問，專門捐款的慈善家在這場環保公益活動中扮演什么角色？首先，上述我們談到的那些人包括繆爾幾乎都是企業家，他們所從事的公益環保事業都是自己出錢的。其次，普通公民捐款捐時間介入始終成為該項公益事業的支柱。而企業家們則通過捐款購買土地、建立信托基金等等方式介入國家公園的籌建、保護及管理、科研等等。

　　如威廉·康特將位于舊金山附近樹齡千年的紅杉樹林4000多市畝捐建國家公園但堅持用繆爾的名字命名；洛克菲勒家族在黃石公園南部核心部位杰克遜點買下2萬多市畝土地后捐給大提頓公園，促成該公園南北打通形成140萬畝的大提頓國家公園。斐斯威爾·巴克斯特將繼承自父親詹姆斯·巴克斯特的公司財產和遺志用來購買圍繞Katahdin山（東部沿海最高峰）附近的林地，花30多年時間從18000市畝買到150萬市畝，并留下最后的700萬美元建立基金會，捐建且按“讓她永遠曠野”的遺愿，維護緬因巴克斯特州立公園。當他1969年孑然一身與這個世界作別時，其骨灰撒在這片廣袤而純真的保護地上。如此等等。

　　美國國家公園作為人類文明史中經濟起飛后社會現代化轉型的公益慈善行業個案，是否可以給中國政府部門精英、公益部門精英和慈善家精英們帶來思考和啟迪呢？寫到這里，我想起了古希臘為追求真理而死的第三位哲學家蘇格拉底那句著名的話：“未經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