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區規劃最好長達50年

　　——專訪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主席、“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

　　“雄安新區有必要進行分期開發。在遠期規劃的統領下，每過10到15年，就要進行一次分期規劃，到2070年，人口增長即使明顯，也不會有劇烈波動，這是比較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方案

劉太格（中國風景園林網配圖）

　　新加坡的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被公認走在世界前列，其城市規劃和管理的理念和經驗值得借鑒。近年來，中國各級政府不斷派員到新加坡學習城市規劃、建設、治理經驗。被譽為“新加坡規劃之父”的新加坡原建屋發展局局長、市區重建局局長兼總規劃師劉太格也一直在中國各地奔波，成為各地城市規劃峰會的座上賓，為許多一二線城市的未來規劃提供技術指導。

　　近日，《中國新聞周刊》專訪了現任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主席劉太格教授。對于雄安新區的規劃和建設，他認為，采用星座城市理念，通過明智的規劃、借鑒成熟經驗、咨詢專業人才等手段，可以有效防范大城市病，進而建設國際水平的宜居城市。

　　雄安新區規劃要注重內在美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看來，雄安新區規劃和建設之初應該關注哪些問題？

　　劉太格：雄安新區一方面要協助北京解決城市問題，另一方面也要從交通系統、生態環境、宜居等角度進行規劃和建設。在進行城市規劃和建設的時候，首先要把城市的基本功能進行合理的配置。

　　城市同人一樣，需要關注內在美和外在美。在進行城市景觀和城市美化設計之前，需要首先將城市的基本功能按合理的布局安排好，比如交通、土地功能、綠化等。如果上述方面已經處理好，則意味城市已經擁有內在美，是一個健康的城市。在此基礎之上可以進行相應的城市景觀和城市設計，比如園林設計、建筑設計等外在美內容。在進行城市規劃和建設過程中最忌諱一開始就談城市未來是什么形象。應該在妥善處理城市基本功能的基礎上，在客觀的規劃過程中，摸索雄安新區未來的形象。

　　中國新聞周刊：內在美的城市是什么樣子？

　　劉太格：中國許多城市的功能比較分散，相對缺乏秩序，居住區、商業區、工業區隨處可見。我的感覺是沒有一個完善的規制，這對整體城市宜居度帶來不好的影響。

　　如果沒有合理城市規劃，就會導致大城市病的泛濫，比如交通堵塞。如果一個城市商業功能過度集中，卻沒有同時安排居住功能和生活配套，這種規劃會導致“鐘擺式”交通，帶來嚴重的交通擁堵。如果城市規劃合理，其商業區、工作區，生活配套相對集中而又靠近居住，市民就可以在附近的商業中心娛樂購物，工作、交通相對寬松，這就是內在美的體現。

　　雄安新區的規劃與建設不僅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而且同時要對人口和居住方面進行通盤考慮。

　　應該對整個區域進行50年的長遠規劃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看來，人口和居住方面該如何進行通盤考慮？

　　劉太格：我曾經思考過這個問題。城市人口數量是沒有任何政府或個人能夠控制的。中國有戶口制度，但該制度不能抑制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增長，主要原因在于北上廣深等特大型城市的經濟發展非常迅速，就業機會較多，需要人口支撐就業。因此我建議，北京、天津、雄安新區應進行長達50年的規劃，預測到2070年左右的人口數量。在此基礎上，

　　這三個城市就可以依據預測的人口數量以及應該承擔的城市功能，進行科學的規劃。

　　我認為北京市的人口并不會因為雄安新區的建設而停滯或減少，相反，北京市的人口可能還會繼續增長。不過因為有了雄安新區作為支撐，北京市人口日后的增長率應該會有所降低。

　　從規劃角度看，北京和通州是一體的，而雄安新區則不是北京大家庭的直系成員，它更像是北京的表兄弟。如果要進行雄安新區的規劃，不能基于現有的啟動區范圍進行規劃，要基于整體區域進行考慮。

　　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要設計一個人的手掌，如果我們不知道這個人的身高和性別，就很難把這只手掌設計得合理及完美。所以，在進行手掌設計之前，首先要將整個人體進行一個大致的描述和規劃，這樣才有依據。

　　中國新聞周刊：你認為北京應該把哪些產業搬到雄安新區？比例如何？

　　劉太格：北京、天津、雄安是一個各自完整但又相互關聯的城市群，每個城市均有二、三產業。三產需要二產作為支撐。未來北京、天津、雄安具體承擔怎樣的職責，應該分析其內部優勢。我們應該把具有北京特色的工業留在北京，適當地將二產引進雄安新區。

　　至于具體的比例，這需要進行嚴格的分析預測。在了解雄安新區遠期人口數量后，大概可以估算雄安新區的二產規模。政府認為承擔非首都功能的工廠和辦事處應該搬到雄安，這個思路我很欣賞。北京作為首都，它應該具有首都特點，比如：雄安新區建設后，國家級和國際級的銀行總部應該留在北京，分行可以去雄安新區或天津。因此，雄安新區職責的分配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有彈性的灰色調，要看具體情況，政府在做決策前要適度衡量。

　　中國新聞周刊：根據工作經驗，你預計雄安新區建設完成大概需要多長時間？

　　劉太格：首先，雄安新區的建設關系到整個津京冀地區的功能分配，應先用適當時間把規劃完善。這個規劃不僅應該預測雄安新區的未來，還要兼顧北京和天津的未來。

　　其次，整個規劃最好長達50年，一直規劃到2070年。聯合國預測，到2075年地球人口接近飽和狀態，因此，這個時候的雄安新區建設具有時代機遇，2070年對于雄安新區而言是一個較為合理的遠期規劃。

　　第三，雄安新區有必要進行分期開發。在遠期規劃的統領下，每過10到15年，就要進行一次分期規劃，到2070年，人口增長即使明顯，也不會有劇烈波動，這是比較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方案。

　　中國新聞周刊：雄安新區的建設是否可以借鑒新加坡模式？

　　劉太格：不謙虛地說，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上具有大規模的，涉及四五百萬人口的，實現多、快、好、省城市建設的，可以說新加坡是一個典型案例。作為炎黃子孫，我希望通過交流，將新加坡城市規劃和建設的經驗，向中國進行介紹與分享。

　　規劃雄安新區不需要模仿其他城市，但是可借鑒其他城市已有的成熟經驗和原則。中國和新加坡的國情中很多方面是相同的，但也有些方面是不一樣的。新加坡秉承一個島、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的規劃理念，內部沒有區和縣等行政區域。但是，北京和雄安是不同的城市，一個是首都，一個在河北省，彼此有區界。即使在雄安內部，將來可能也劃分不同的區和縣。我建議規劃先不基于區界進行劃分，而是依據功能進行劃分。

　　必須嚴謹遵守城市發展原則，按部就班地去完善規劃。操之過急，草率編制方案，則很不利于城市的持續發展。

　　秉持城市家族理論

　　中國新聞周刊：你認為雄安新區的建設如何避免大城市病？
　　劉太格：如果在城市形成過程當中，沒有將城市問題進行預判，就會產生若干城市問題。首先是交通堵塞，其次是功能配置不合理，城市宜居度下降。比較好的狀態是：在進行功能規劃時，明確哪些功能是服務全市的，哪些功能是服務地方的，哪些城市是服務社區的。如果沒有合理統籌，就會帶來城市病。

　　同樣，對于中國來而言，由于中國經濟發展迅猛，人口逐漸增多，如果中國沒有完善的城市規劃，城市就會演化成為攤大餅的問題。

　　所謂的攤大餅，指的是一種分散的，沒有秩序化的城市布局。因為城市規劃相對分散，每個人要花很長時間去購物、上班、上學等，每個人花在路上的時間就會比較多，和家人相處的時間比較少；同時，因為城市交通堵塞，城市環境和大氣污染問題比較嚴重。因此，要治理大城市病，需要一套解決問題的方法論。

　　我曾在中國提出城市家族理論。以北京為例，北京好似一個家庭的曾祖父母，一般來講，曾祖父母下面有祖父母、父母、孫子、曾孫。但是北京的情況是，曾祖父母下面只有曾孫，這種現狀是不完整的。理想的情況是，最好把北京分為五到六個三百萬到五百萬人口的城市，就好似在曾祖父母家庭下面的祖父母；在這三五百萬人口的城市下面再分幾個百萬人口左右的片區，這就是祖父母下面的父母；片區下面再分成衛星鎮，就像父母下面孫子；衛星鎮下面再分小區作為曾孫。

　　新加坡是小地方，我們沒有曾祖父母，只有祖父母。祖父母下面分為五個父母，就是五個片區，這些片區人口加到一起一共有五百萬到六百萬人口，每個片區一百萬人口左右，片區下面再有衛星鎮、小區、組團等等。

　　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將高度集中在中央商務區的功能配套及就業崗位分散到片區、衛星鎮、小區等。之后，人流和車流便可隨之分散到各地。如果北京要治理大城市病，就要把北京看做一個整體系統，按上述方法來治城市病。

　　我很少在西方國家提城市家庭理論問題。一是因為西方國家的超大型城市并不是很多，這種超大型城市主要聚集在亞洲；二是我認為以中國的國情來看，中國是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的。

　　對于雄安新區來說，雄安新區基本上是白紙，可以完完全全按星座城市理念進行規劃。北京已經發展成熟，要把它從結構方面進行更新困難較大。但是北京的大城市病不能不治，因為北京的城市病是大家公認的，不能因為難就不解決這個問題。 因此，負責城市建設的有關部門可以考慮星座城市的好處，并且從現在開始下決心行動起來。

　　我建議在進行城市規劃的時候，關注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城市家族理念從本質上就是一個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在整體城市建設過程中，沒有將城市的功能高度集中于一兩個點，或隨處分散，而是應該按照功能的級別，進行規劃和設置，將功能分級，服務于不同的區域。比如，有些功能是服務于整個城市的，有的是服務于片區的，有的是服務于衛星鎮的。將這些功能進行分配，是一個比較合適的規劃方法。
　　一個城市的發展需要歷經幾十年的時間。我舉一個例子，比如我要去機場，我要通盤考慮該怎么走才能到機場，沒有人會先考慮第一段路，再考慮第二段路，第三段路，這樣的話可能就到不了機場了。因此，從雄安新區建設最開始的時候，就要樹立一個觀念，那就是建設一個沒有城市病的、世界級的、可持續發展50年的城市規劃方案。